内容提要周谷城是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凭一己之力独撰《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进步做出了创造性贡献。他具有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建构体系的学术自觉，不仅以“新史学”为主旨，专门就通史编纂理论如编纂对象、任务、范围、方法及体裁等进行系统建构，而且对纪事本末体进行系统改造，克服其记载范围狭窄且史事间缺乏联系的弊端，并在选材、行文和标题等方面提出独立见解，有力维护了“历史自身之完整”。此外，他在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胆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于编纂过程中广泛采取了历史比较方法，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编纂风格。
关键词周谷城“新史学”通史编纂唯物史观比较史学
〔中图分类号〕K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2-0103-07
周谷城（1898-1996年），湖南益阳人，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幼年曾在族立小学接受教育，后就读于长沙省立一中，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毕业后到湖南一师任教，在毛泽东影响下组织农民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亡上海，以翻译为生，1930年任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1933年任暨南大学史地系主任，1942年后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他一生治学领域宽广，著述宏富，成就斐然，尤其是以一人之力独撰极具特色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为世所罕见，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进步作出创造性贡献。金冲及曾谓：“一个人能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又写出一部世界通史，而且都是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学者中恐怕没有第二人，直到现在依然如此。”①但是对于其通史编纂的特点和贡献，学界研究尚不充分。
一、以“新史学”为主旨的通史编纂理论
编纂通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撰《史记》，被誉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此后这一学术取向被延续下来并形成“通史家风”。20世纪初，梁启超融合中西创立新史学体系，并将通史编纂纳入其中，从而开启了这一领域的现代转型。“五四”以后，许多学者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探索，创作出大量主旨相近而风格不同的通史，有力地推进了历史编纂学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如，吕思勉大胆糅合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同时突出考证特色；张荫麟以哲学为基础总结史实去取五大标准，并致力于史学的艺术性；而周谷城则提出了更具系统性的通史编纂理论，并对纪事本末体进行了大胆改造。
周谷城是具有强烈时代气息、鲜明创新精神和深厚民族责任感的新型学者，成长于“五四”时期，得自
由学术风气和西学广泛传播之惠，又受到梁启超的直接影响，因此在治学上表现出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建构体系的学术自觉，力求“树立自己的学术系统”，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起史学来的》，《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这一特点在其通史编纂中得到充分体现。
他到暨南大学任教时开始正式编纂《中国通史》（此前已撰有《中国社会史论》），于1939年完成并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洋洋近百万言，出版后迅速风行，先后再版12次，新中国成立后，亦多次再版，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开明书店在重印时曾称：“周君本其十余年的教授经验，汇合最新的史学理论，形成自己的一贯系统，用来说明中国数千年往事，轻快自然，头头是道，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参见莫志斌：《周谷城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6页。这虽是广告语，却毫不夸大，而是切中肯綮。他撰写此书，前后历时约12年之久，期间虽时局动荡、条件困苦而坚持不辍，彰显出中国史家可贵的著史精神。尤为重要的是，他对前人的许多史学观点逐一展开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通史编纂理论体系，命名为“历史完形论”。
首先，针对当时学界对历史、史学不加区分的现象，进一步明确指出二者的不同内涵，并以此确定通史编纂的对象。他认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误将史料看作历史；“历史即阶级斗争史”等主张则误将史观看作历史。实则，历史是“人类过去之活动”；史学则“研究人类过去之活动……寻出诸种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前者是通史编纂的对象，后者则是为了认识前者而作的解释。其次，主张在尊重历史客观性基础上，发挥通史编纂的社会功能。他反对传统资鉴说，认为其以帝王为服务对象，往往强史以就我，而“完形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明瞭历史之自身，以增今人的知识”。再者，阐明通史与专史的辩证关系。他极力反对将通史等同于专史之和的观点，认为“拿活动之自身作叙述之对象的为通史，拿活动之成果作叙述之对象的为专史”，两者“有绝对不可混同的区别，各有各的一定之对象，但彼此却是互相为用，而不可分离的”。第四，以表达历史自身之完整为标准，对已有史书体裁展开猛烈批评。第五，论述维护“完形之通史”的方法。（四、五详见下文）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1939年。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上第一次专门就通史编纂理论进行系统建构，涵纳理论基础、编纂对象、任务、范围、方法及体裁等，而核心在于以进化论为指导探寻因果关系，从而展现历史之完整性和客观性，所论虽有偏激和武断之处，但总的来说自成体系，特色鲜明而独树一帜。从史学思想上讲，这一编纂体系正以新史学为主旨。周氏称梁启超为“伟大的史学家”，并在论证过程中将《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作为参照，予以修正、扩充和深化。这种承继关系在《中国史学之进化》“创造中的新史学”一节中有更直接的表现。
他一方面肯定“整理史料，乃创造新史学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工夫”，一方面明确指出绝不能止步于此，而应以解释历史为旨归：“治史的唯一目标，在阐明历史……阐明历史，目的也；考证史书或熟读史书，手段也。”他认为能与《史通》、《文史通义》相接续者即“纯粹史学或史学方法论……如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是也”，明确将梁视为中国史学发展到近代以后的主要代表。他说：
先生的著作，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曰尊重历史自身的一切联系。彼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曰：“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二曰主张史学著作的有机组织……先生之言曰：“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故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背景与其交光……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三曰反对专为权力阶级而作之史书。
观此，其“历史完形论”的思想来源一目了然。当然，他在梁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完善，认为“新史学如欲成为纯粹科学”，则必须注意三点：“一曰确认史学的对象……史学……首在阐明历史的自身，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二曰稳定史学的地位……史学与其他科学，同属科学范围，并非完全相反……三曰改进史学的方法……其他科学的新方法……皆直接或间接，部分或全体，可为史学用……史学方法之用……亦在于分解其对象的诸种因素，求出其间不可移易的关系或因果定律。”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复旦学报》1944年第1期。显然，他针对梁后期在史学科学性、客观性及因果规律等方面表现出的动摇予以批评，再次确立了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即以进化论为指导进行历史解释、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及崇尚系统性著史等。此外，《关于历史哲学》（《史地丛刊》1933年第1卷第2期）一文，也充分表达了这一治史旨趣。
二、以新纪事本末体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
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是周谷城通史编纂的最大特点，凡理论的运用、史料的剪裁和组织、体裁体例的创新、文字的表述等，皆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他明言：
我著《中国通史》时曾力求得到通史的统一整体，其初版导言曰《历史完形论》，意在指出历史事情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撰写世界通史亦复如此，统一整体或有机组织也是必要的，否则写出的书也必然是流水帐式的。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浙江日报》1981年9月14日。
这一整体史的写法，最直观的表现在体裁创新上。
他说：“要得全体之完整，须遵两个条件：一、消极的不破坏诸部分自身的完整性；二、积极的须阐明诸部分彼此间不可移易的关系。”所谓消极与积极，当分别指向史书体裁与历史解释。以上述标准审视已有体裁，则他们均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纪传体分类叙述，一事分见数篇；编年体“把同时间而彼此无关系的许多事情并列起来”；章节体“除将历史事情纵剖之外，还按朝代横断之……于是纵剖出来的诸部门间彼此必然的关系固不明白，即每一部门前后相续之状或演变之状，亦令人茫然无知”。相较之下，唯有纪事本末体“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但“事情与事情间或篇与篇之间没有联系”。⑤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1939年。基于这一认识，他尝试克服上述种种缺点，高悬深识别裁和系统性的目标苦心经营，创造性地改造并大大发展了纪事本末体，以表达历史自身的完整性。
纪事本末体具有“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的优点，近代以来广受史家青睐，但其本身也存在范围狭窄、互不统属的缺陷，因此史家在运用时大都与其他体裁相配合。而周谷城则重在以历史完整性为标准对这一体裁进行系统改造，匠心独运地提出“因事命篇一依历史事情发展之次序为常格”，⑤尤其注重两个方面的突破。
首先，突破旧有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局限，将“因事命篇”的“事”发展为“专题”，即写出社会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这是近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趋势之一，因为史学发展到近代以后，要求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周谷城就勇敢打破以政治事件为主的模式，力求展现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制度、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情形，亦即反映社会整体的演进态势，大大扩充了叙事范围。他在每一篇中都设置专章论述制度、学术、文化等，如第三篇第五章“六朝时代江南的文化”分“江南文化之物质基础”“社会构造与江南文化”“六朝时代之学术思想”“六朝时代之文艺美术”等四节予以阐释，不仅照顾全面，而且注重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与很多史家重视突出历史丰富性而对典章制度等予以详述不同，周谷城认为通史任务在于突出人类历史活动，而描绘静止文化成果属于专史范畴，因此仅择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者加以叙述，并多用溯源方式对其演进情形予以梳理，以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比如，他在论述隋唐官制时说：
我们于此前各篇各章，从未单独的叙述过官制，一则因通史的任务，应该置重整个的活动，不宜多涉静止的制度。二则因静止的制度如官制等，应由专门史……去叙述……但这里却又专述官制者，盖有两个理由。一，隋唐官制，含有外族所创的成分，述之可以显示种族斗争对于文化的影响之伟大。着重之点，仍在整个社会的活动。这样的叙述，与第一篇里叙述怎样建立社会次序，第二篇里叙述集权帝国之诸制度，其用意正同，都是拿所述的制度以显示伟大的活动之影响，并不是为着静止的制度的本身而叙述，乃是为着阐明整个的活动而叙述。二，隋唐官制，既是集汉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大成，且其体系又较完备，如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之分，几乎成为后世的典型，我们于此，顺便知道中国史上官制的大略，亦是一种收获。周谷城：《中国通史》，第534页。
这段话也充分表明了其选材标准，即“决断去取，一依历史事情自身之完整为标准”，④⑤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可谓独具特色。
其次，克服旧有纪事本末体记载史事缺乏联系和分析的弊端，极力突出社会各方面情形之纵向联系及横向联系，以探求历史情形的有机联系和内在规律。周谷城认为，历史作为一种独立客观存在，具有固定发展次序，史事之间皆有不可移易的地位和关系。因此，他借鉴了章节体的形式，以篇、章、节、目等凸显历史演进的阶段和主次，但打破了分朝、分类叙述的编纂模式，而以社会整体变迁为选择、安排史事的标准，注重突出纵、横两方面的因果联系。他将中国历史依照社会关系的变迁划分为游徙部族定居、私有田制生成、封建势力结晶、封建势力持续、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等五大阶段，在注重整体动态演进的同时，于每时期内力求彰显历史发展的内在关联。如第二篇分为“新经济腐蚀贵族”“新经济促成霸政”“新经济产生新阶级”“新阶级之创造集权帝国”“集权帝国之制度”“随社会而演变的学术思想”等六章，在突出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和因果关系，不仅克服了纪事本末体的固有缺点，而且彻底颠覆了朝代更迭的叙事传统，同时又反映出社会的结构性和历史的层次感。邓嗣禹就曾评价《中国通史》说：“它从社会学的角度撰写……优点在于崭新的着眼点，在论述各朝历史时清除了旧体系。”（见[美]邓嗣禹撰，李扬眉、周国栋译：《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原文载《远东季刊》1949年第8卷。）尤其是，朝代更迭之际是人类活动的剧烈时期，也最能反映历史的纵向联系，而过去史书往往由于政治原因而有意忽略。周谷城力矫此弊，如将西汉的社会矛盾与东汉的建立合并叙述；将唐中叶以后的社会变乱与北宋建立合并叙述；将蒙古统治之瓦解与明帝国之树立合并叙述等，以保持历史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此外，由于其着眼点在历史整体，因此并不拘泥于具体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而是按照构成社会发展的不同单元间的关系安排史事，真正做到新型的“因事命篇”。比如，对于近代以来的历史，他按照外国侵略压迫而中国奋起图强的主线加以叙述，故而将太平天国运动置于上一篇之“清代之各种反抗运动”中，充分体现了这一新式体裁的灵活性。而且，他对选材、行文及标目等问题亦有自己的见解，认为选材远比文字表述重要：“倘所选之材料不是构成历史自身之一环，或是一环，而移易了地位，以致与前后各环间的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或因果关系，被打断了，即文字无论如何优美，终亦不能显示其所应有之效用。”④而“今之新体史书，于标题一端，往往全无意义”，⑤不能紧扣所述内容，亦难以体现因果关系，故他在标目设置上呕心沥血，使人能直观感受到历史的发展大势及内在关联。如“新经济促成霸政”就直接点明春秋争霸格局背后的经济因素；“九品中正助长士族”突出强调政治制度与社会阶级的关联；“中外文化汇合演进”则凸显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之频繁等，皆含义明确、言简意赅。
总之，他以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为目标，对这一新式体裁加以灵活运用，从而使整部通史环环相扣、浑然一体、别具一格。当他转向《世界通史》编纂后，历史完形论及新纪事本末体再度得到贯彻，并成功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纠正了人们将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而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观念；二是打破了分别叙述各国历史即将世界史等同于国别史之和的编纂模式；三是首次对盛行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予以有力回击。一言以蔽之，即维护世界历史自身的完整性，实践了梁启超所谓“全人类历史亦为整个的”理念，成为全球史观的开拓者。有关其具体观点，学界已多有论述。参见姜玢：《周谷城的史学成就与他的〈世界通史〉》，载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概括来说，周谷城对史书体裁有着深刻而独到的体察，并将纪事本末体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缺陷，即刻意压缩对典章制度的论述，屏蔽了历史本应具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史实选择上因无法克服史家的主观好恶而导致重大历史事件的缺失或论述太略，如义和团运动等。这说明，要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仅靠单一体裁难以实现，必须采用多体配合的“新综合体”。参见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纂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借鉴
上述体裁创新属于消极的不破坏历史完整，积极的则需以进化论阐明历史因果关系，这是周谷城通史编纂的主旨，也是新史学的理论核心。他很早就接受了进化论，并认为“历史本只是记载些过去的成迹，当生物进化论未出现之先，历史本是死的”。周谷城：《生活系统》，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25页。进化是其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贯穿始终。而由于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理论共通性，尤其都反对停留在考据层面而注重历史解释，都坚持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观念，因此当唯物史观这一科学体系传入中国特别是经过社会史论战洗礼后，新史学派学者大都受到影响，周谷城就是其中较为突出者。
他自“五四”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并谓：“读马列著作，则很少提出异议……这种态度，现在回忆起来，出于同情倾向者多，出于分析判断者少。”到湖南一师任教后，他从日本邮购德、英两版《资本论》加以研读，逃亡上海后“运用革命理论为指导，分析中国历史。首先写了《中国社会史论》三卷”，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起史学来的》，《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尽是讲阶级斗争，但人家说我周某人阶级斗争讲得好，就是辩证法没那么多……从此从《资本论》研究转入辩证法，开始读黑格尔的逻辑”。周谷城：《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载《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第227页。严格来说，这一时期他的研究重心在社会学方面，且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思想，而非史学理论的一种。因此，当他从革命实践转入学术研究后，无论是所提历史完形论，还是总结中国史学演进历程的《中国史学之进化》，都未提及当时已获得很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当然，这一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史学的取向以及对马列著作的钻研，都对其通史编纂产生重要影响，以至于《中国通史》一出版就被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而被迫转向世界史研究。⑧周谷城：《周谷城自传》，《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
首先，在历史分期上受到社会形态说的影响。周谷城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已经大略呈现出这一特点，只是尚不承认奴隶社会的存在，认为“希腊之奴隶社会，或出于天然的特别原因，中国历史，不能完全与他一致”。周谷城：《中国通史》，第113页。这一看法在《世界通史》中发生了变化：
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典型的阶段为由氏族社会时代到奴隶经济时代，再到封建时代，再到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时代，然后到社会主义时代。例如本书第一篇第三、第四两章所述六个古文化区，都有城市工商，都有阶级对立，都有奴隶劳动，都有城市国家，都有金属器物，都有文字记录；就这种种看，都与奴隶经济阶段相当。周谷城：《世界通史·弁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六个古文化区就包括中国，显然他转向世界史研究后，视野更为开阔，认识也随之得到提高。正如其所自言：“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是很不方便的。”⑧
其次，尝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他在《中国通史》中极为注重对包括地理条件在内的经济情形的论述，而且多将社会变化的原因归结于此。比如，他对秦汉时期法治取代礼治的阐释，就非常典型：
法治的要求，首由于经济的发展。因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了，社会关系随着复杂起来。社会关系复杂了，次序的维持，便没有往日那么容易，往日的“德”与“礼”等等渐渐失去作用，而发生“法”的要求，这是一事。其次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动。在一般的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贵族被奢淫生活所侵蚀，而逐渐腐化，逐渐没落，工商地主等阶级便随着各自的业务之兴起而兴起了。社会关系既然这样变了，则旧有的维持社会次序的方法，自不得不变。旧阶级所用之方法，自不能合新阶级之用。这是又一事。③⑤周谷城：《中国通史》，第254；290、1083、1084、806～807；46页。
这表明他对社会结构及相互关系已有一定认识。他在《世界通史》中专列“有机的结构”一节，指出“下层基础与上层结构之分，本是马克斯氏与恩格斯氏的固有分法。布列哈洛夫氏把马恩二氏的见解综合列为五项：一曰生产诸力量，二曰经济诸形态，三曰社会政治的结构，四曰社会意识，五曰意识形态”，并认为这种划分较为进步和精密。周谷城：《世界通史》，第35～36页。《世界通史》是在史料极为欠缺的情况下编纂而成，在内容上多参考外国学者已有成果，按照上述社会进化阶段和结构对各国历史及相互联系予以组织和分析。如，他在论述欧洲社会政治之变革时就分为社会经济之变革、民族国家之成长、专制政治之发达、上层文化之变动等部分。
再次，阶级分析法的熟练运用。他对阶级斗争观念接受很早，故对这一方法使用较为广泛。他论述了不同时期的阶级构成及其兴衰，考察其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而尤为注重阶级对立和斗争，并关注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如，他阐述地主取代贵族掌握社会支配地位的过程，认为王莽改革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剧变告终，贵族与农奴对立之局完全为地主与农民对立之局所代替”，而封建时期在整体上又分为剥削与被剥削两大营垒：“一方面为官僚，为地主，为富商大贾等……压迫他人而剥削他人的……另一方面为农民，为手艺工人，为小商人等……被人压迫被人剥削的分子。”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变化，这种关系又“转变为资本家与产业工人的对立关系”。此外，他在论述朝代更迭时往往用一定篇幅描绘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如在“由蒙古统治之瓦解到大明帝国之树立”一章中，以身分被人奴役、土地被人占领、财产被人搜括、物价腾贵无以为生等说明人们生计的困苦。③当然，《世界通史》中有关各国自身的发展情形也包含对阶级构成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内容都统摄于历史完形论之下，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无论在理论深度还是系统性方面都无法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相比肩，尤其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他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著作中，及此后对这一时期的回忆中，也从未自称马克思主义史家。换言之，他的运用属于启发性而非规范性。
四、历史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
比较方法的实际运用，在中国起源很早，但比较史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或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受到普遍重视，则迟至20世纪80年代，“最先倡导的是周谷城”，范达人、易孟醇：《比较史学》，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95页。即其《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一文。有关这一问题，学界多关注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成就，而对他此前的学术积累却有所忽略。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对比较史学率先加以倡导，不仅得益于本身兼具中西史学两方面的素养和突出的汇通意识，而且因为他早在通史编纂中已对这一方法有明确的理论认识并加以熟练运用，从而成为其史书编纂的一大特色。
他在《中国通史》中称：
类比之法，即形式逻辑中之Analogy……或拿中国史与欧洲史比较，依据若干类似之点，推究两者如何相同。或拿中国社会发展的诸阶段与一般社会进化史上所确定的诸阶段比较，依据若干类似之点，推究两者如何相同……不过比较的目的，并不是为着“比较”的自身，而是为着明瞭各自的历史。须知诸事物之可以比较，正因各有各的“自性”……我们利用比较，即是为着要明瞭所研究之对象的本身，并不是为着要造一个完全同一的比较表。并且被比较的东西，倘完全相同，则比较云云，也就全无意义了。这层道理，我们要首先明白，才不至被类比之法所拘束。⑤
这段话借助逻辑学对比较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进行了界定，明确指出平行比较的可行性和意义，并警示人们不要陷入为比较而比较的窠臼，忽略其作为认识历史客观规律之手段的本质，所论已具相当的理论高度，推进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也充分印证了其对跨学科治史主张的践行。不过，此时他虽十分重视对外关系的叙述，但有关中外历史的比较尚不多见，仍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的内部比较，包括对同时期不同历史对象的比较，以及不同时段历史现象的比较。比如，他比较儒、法、墨、道诸家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认为前两家“立言之旨，都比较的注重治者方面”，但“儒家为旧治者阶级说话，法家为新治者阶级说话”；后两家则“都注重被治者方面”，而墨家属于积极一方，道家则属消极一方。这是利用阶级分析法比较春秋时期诸家思想之同异，属于横向比较。再如，他比较隋唐帝国与秦汉帝国的不同说：“这隋唐帝国，其形势颇似秦汉。然就种族的成分讲，或就文化的元素讲，却与秦汉不同。以言乎种族的成分，则重新同化了自北部及西北部移入的许多民族。以言乎文化的元素，则因自西汉以来，常与葱岭以西的诸民族通商贸易之故，把印度文化及希腊文化从中央亚细亚一方面，不断的输入，尤以印度的佛教文化输入的最多，于是文化的内容，也较秦汉时为更丰富。”周谷城：《中国通史》，第273、508页。这是对时空跨度较大的帝国间进行比较，属于纵向比较。
《中国通史》对比较研究虽有理论和方法的阐述，但在具体运用上尚嫌单薄。相较之下，《世界通史》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则显得更为广泛和娴熟，不仅将比较视野由一国内部转向各国、各地域之间，而且在内容上涉及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可谓贯穿全书始终，与新纪事本末体一齐表达了“世界历史自身之完整性”。比如，他在论述马其顿兴起时指出，其“团体生活，因物质环境的不同，与希腊人亦恰恰相反。希腊人，因着地形的破碎，小国的并立等等影响，早已形成高度的个人主义；马其顿人则以地形完整，交通较便，离海较远，且天然物产丰富，极易维持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通过地理条件的比较说明国家形式的差异，分析深入而耐人寻味。再如，他通过比较发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的迅速传播与佛教在中国汉唐时期的兴盛于时间上大体一致，于原因上亦颇相同，即贫民为图得到安慰、富人为图得到保障、帝皇为图巩固统治等，而且“基督主义之发达，正值北方蛮族侵入罗马时代；佛教之发达也是如此，正值北方民族侵入中原的时代”，④周谷城：《世界通史》，第304、486；916～917页。充分反映出他对中外历史进程的宏观把握以及突出的比较意识。此外，由于他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目的之一，在于突出中国在世界发展史上的地位，他曾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一文中说：“我们自己讲世界史，如果也以欧洲为中心，则大不可。就爱国的思想说，不应该。”（《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6页）因此不仅在全书篇幅上突出中国比重，而且比较研究的对象也多侧重于中外之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谷城对世界各国历史进行比较的最终目的，在于认识历史客观规律，即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而这一规律又反过来成为历史比较的基本前提。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批评梁启超有关戴震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的观点，指出：
一、文艺复兴思想，是中世纪基督教义之反响；戴东原思想，则是重商主义时代理学之反响。二、文艺复兴思想，起于重商主义时代唯心哲学之先；戴东原思想，则起于重商主义时代宋、明理学之后。我们可以把汉、唐佛、老思想与欧洲中世基督教义相提并论；也可以把宋、明理学思想与欧洲重商主义时代唯心哲学相提并论。但不能把宋、明理学与中世纪基督教义相提并论。文艺复兴运动者所反的，是基督教的思想；戴东原所反的，是重商主义时代的思想。两者所处进化阶段不相同，不能说他们的思想本质绝相类。当然相类之点也是有的，比较比较亦未尝不可；不过两者所处不同的时代，却不可错乱。④
历史比较在于寻找相同点和不同点，但必须注意历史现象的时代性，这是对其比较理论的进一步阐发，所论至今仍有较高参考价值，且反映出其对比较方法的重视受到梁启超影响，进一步印证了与新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