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仲优·昂青嘉布撰述的藏文史书《先祖言教》，记述了黄河南蒙古迁徙、发展、变化的历程，为研究这一支远离蒙古本部、处于藏族文化包围圈中的蒙古族的历史，以及民族杂居地区文化涵化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仲优·昂青嘉布摆脱了藏族史家以及受其影响的蒙古史家，以弘扬藏传佛教为宗旨，以佛教史为主要内容的撰史传统的束缚，以客观诚实的态度，从世俗的角度考察河南蒙古史。
关键词： 先祖言教；河南蒙古；少数民族史学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６８１?穴２０12?雪０1－0075-05
An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XIANZUYANJIAO
ZHAO Mei-chun
Abstract: The Tibetan history book XIANZUYANJIAO, written by Zhongyou Angqingjiabu, narrated the process of the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Mongolians on the South bank of Yellow River. It provided valuable historical reference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is branch Mongolian and the issues of cultural acculturation in mixed-ethnic regions, which was far away from the headquarters and surrounded by the Tibetan culture. Zhongyou Angqingjiabu extricated himself from the affect of tradtional Tibetan historians and Mongolian historians. Their histrocial essays were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nd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ibetan Buddhism. On the contrary, the author studied the Mongolian history of Henan County from a secular point of view with the honest and objective attitude.
Key words: XIANZUYANJIAO; The Mongolian of Henan County; Chinese minority historiography
以今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为活动中心的蒙古人，史称黄河南蒙古，又称河南蒙旗。仲优·昂青嘉布撰写的藏文史书《先祖言教》就是关于这一支蒙古人迁徙、发展变化历史的记述，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地方史①。仲优·昂青嘉布，河南蒙古前首旗斯柔琼哇仲优村人，为河南亲王府秘书。仲优村原属塔吾囊部落，二世河南亲王丹增旺舒克时，从西藏请来了藏医师与孜仲秘书，组织蒙古青年学习藏医和藏文。在塔吾囊部落中，培养出文秘贤者仲优·瓦嘎才让等十四名缮写学者。他们的家族，被称为仲优部落，亲王府的历任秘书都从这个部落选拔。《先祖言教》是仲优·昂青嘉布应第六代河南亲王达锡旺扎勒之请而撰写的：“时任秘书名仲优·昂青嘉布的我遵照达锡旺扎勒王：‘关于要撰写一部客观公正，而便于增补充实、逐渐续编的中本史书’的教导，精心地将超众智者原秘书瓦嘎才让编纂的广本史书，即《先祖传记珍珠璎珞》作为依据，舍其繁杂和详解部分，认真编写本书，同时又参考了若干史料，在末尾增写了少许内容。”[1]这说明，仲优·昂青嘉布试图按照河南亲王的要求，以认真诚实的态度撰写一部“客观公正”的河南蒙古史，同时也表明《先祖言教》的撰述是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先祖言教》摒弃了藏文史册类史籍以及受其影响的蒙古史籍，以弘扬藏传佛教为宗旨，以佛教史为主要内容的撰述传统，从世俗的角度审视河南蒙古历史。
一
自蔡巴·贡噶多杰的《红史》以来，深受佛教史观影响的史家所撰述的藏文史册类史籍，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撰述模式：“这类史著一般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叙述世界和吐蕃的来历，即著（其次）记载佛教的源流，然后是印度、尼泊尔、汉地、西夏、蒙古的王统；第二部分是西藏的历史，先述吐蕃王统，然后记载各个教派的历史。”这种修史体例影响很大，后出的藏文史书有的虽然名称不叫史册，但形式与史册大同小异。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广泛传播，藏族史学对蒙古史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与明以后出现的蒙文史籍，大都借用了藏文史册类史籍的编撰模式，如《蒙古源流》、《黄金史纲》、《白史》等蒙文史籍，都以不小的篇幅述说印度，西藏王统和佛教的源头，并将蒙古族的起源与印度、西藏附会在一起。”[2]黄河南蒙古史的撰述也深受其影响，如阿芒·贡却群派所撰写的黄河南蒙古略本史书《汉蒙藏史略》。《汉蒙藏史略》分总论、时事两部分，总论部分，首先叙述世界与万物的形成、印度佛教施主与持教者的相互结合的情况。其次，讲述其它地区，如北方香巴地区的宗教和王的产生经过，雪域藏区的持教智者和施主等的产生情况，汉区的佛教及施主产生情况。时事部分为“丹增法王（顾实汗）后裔传承及其子孙在那些地区弘法持德的情况。”[3]《汉蒙藏史略》的这种撰述方式，显然脱胎于藏文史册类史籍。《先祖言教》则无论在撰述形式上，还是内容方面，都不同于藏文史册类史籍以及深受藏族史学传统影响的蒙古史书。
论及《先祖言教》之撰述时，仲优·昂青嘉布指出：“本史书要记述的是达尔加博硕克图的世系传承。要使叙述明白，不仅要讲述蒙古族的历史，而且必须在蒙古的祖先与汉族的历史紧密结合的基础上进行修史，否则，将会成为无头无尾，无根无据，很不全面的历史。这是因为汉蒙农牧形式的形成与存在，年代久远，历史悠久。正因为如此，首先就从概述远古史略入手，开始编写本书。”[4]这是说，河南蒙古史是整个蒙古历史的一部分，而蒙古历史的形成、发展又与中原地区紧密相联，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蒙古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蒙古族与中原王朝相互交汇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将河南蒙古历史的源流与发展变化阐述清楚。基于这种认识，仲优·昂青嘉布借助于纪事本末体的表述形式，以中原王朝的更替与蒙古族历史的发展，以及蒙汉历史的相互联系、交流为主线，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显示蒙古族历史的发展，在蒙古族历史背景下展示河南蒙古史。值得指出的是，《先祖言教》的这种撰述方式，反映出河南蒙古对蒙古族强烈的历史文化认同感与对中央王朝的归属感。这种强烈的历史认同感，是这支远离蒙古本部，处于藏文化包围圈中的蒙古人的精神支柱，即便是生活习俗、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服饰等已经完全藏化，但对蒙古族身份的认同仍然是“我心依旧”。同时，高屋建瓴地站在整个中国历史和蒙古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河南蒙古的发展，也显示出仲优·昂青嘉布具有开阔的视野，卓越的见识。
所谓纪事本末体，就是以事件为中心反映历史的一种史书体裁，事目之间，略依时间顺序排列，以反映历史进程。《先祖言教》共有三十四个事目，上起“人类祖先的起源”，下迄“嘉庆时达什仲鼐王收复蒙古部众暨出现王属三和硕的经过”。从“人类祖先的起源”至“两宋时期各民族诸侯的对抗”十六个事目，从概述远古史入手，以中原王朝为重点，综合记述中国历史变化与蒙古先民的活动。从“蒙古民族的兴起及成吉思汗的诞生”至“清朝前期青海蒙古王公世系”十个事目，将叙述的重心从中原王朝转移到蒙古史方面，着重叙述了蒙元时期、明朝时期蒙古族的兴衰变化，以及明末清初河南蒙古所属的厄鲁特和硕部在青藏高原上的活动，附带记载中原王朝的世系传承与军政大事。从“达尔加博硕克图部众从青海准噶尔迁居黄河南部”至“嘉庆时达什仲鼐王收复蒙古部众暨出现王属三和硕的经过”七个事目，以达尔加博硕克图的世系传承为经，各亲王时期的社会活动为纬，勾勒出河南蒙古史的发展变化。主要记述了河南蒙古从海北迁往黄河南的过程、河南亲王的世系传承、河南蒙古与青海其他蒙古部落间的关系、历代河南亲王府与拉卜楞寺间的关系、河南蒙古游牧区域的变动、河南蒙古的属部藏阿柔、河南蒙古与果洛等藏族部落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这是全书的重点。此前的有关记载，按照仲优·昂青嘉布的设想，皆是为这一部分做铺垫，旨在避免使河南蒙古史“成为无头无尾，无根无据，很不全面的历史。”不难看出，从中原王朝与蒙古族历史相交汇的宏观背景之下展示河南蒙古史的这种撰述方式，使《先祖言教》有别于受藏族史学传统影响，“大多采用佛教史观——印度王统——西藏王统——蒙古历史四段式的固定写法”[5]的蒙古史籍。同时，这些蒙古史籍必不可少的内容，如世界与生灵的形成、印度王统与佛教的产生、佛教在中原与西夏、西藏等地的传播等，《先祖言教》没有涉及。至于藏族，也只有当其与中原王朝或蒙古族发生联系时，才予以叙述。这表明，《先祖言教》并没有将河南蒙古史视为藏传佛教在河南地区的传播史与顾实汗子孙的“弘法持德”史，以彰显佛教的意义与影响。
二
深受佛教史观影响的史家往往将宗教神话、传说与史实相混淆，所撰的史书自然充斥着荒诞不经的记载，影响其真实性。针对这种情况，仲优·昂青嘉布郑重指出：“讲史充斥荒唐言，这等胡诌君莫信，如实作史靠忠诚，倚仗凭证讲真理。”[6]这是劝诫读史者应具有分别真伪的能力，不要被史书中胡诌的荒诞不经之说所蒙蔽。更是要求撰史者遵循信史原则，以史实为依据诚实写史。这表现在《先祖言教》的撰述中，就是摒弃了藏文史籍与蒙古史籍以佛教史观剪裁史实与解释历史的做法，遵循六世河南亲王达锡旺扎勒王“关于要撰写一部客观公正”的河南蒙古史的教导，使所写之史有根有据，真实可信。
首先，博采史料，“倚仗凭证讲真理”。《先祖言教》虽然是以瓦嘎才让编纂的广本史书《先祖传记珍珠璎珞》作为依据，但没有局限于此书，而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参考了众多的史籍。所征引的资料，以藏族史籍为主，也有少量蒙古史书。其中有档案如蒙古档案文献，有编年史如《青海史书》，有人物传记如《卓尼首领传记》、《索南嘉措传》等，有谱牒如《岭家宗谱》、《果洛宗谱》等，有王统记如《西藏王统记》、《大蒙古王统记》等，有地方史如《热贡史鉴》，有寺院志如《桑耶寺志》、《拉卜楞寺志》等，有世系史如《萨迦世系》等。据粗略统计，《先祖言教》中涉及的各种史书多达四十余种。仲优·昂青嘉布不但引证了大量文献资料，还充分利用遗址、遗迹、地名、寺庙等物证资料。如记载达尔加博硕克图与河州发生战争，曾向河州城开炮轰击，击毁了城墙一角，以其旧城残墙为证。记述察罕丹津王妃南吉卓玛因赛·赤干反对活佛转世而将其驱逐出拉卜楞寺，并拆除了他的房舍，以房舍遗址为据：“其遗址便是现在大经堂前的神舞广场。”[7]记述王府额而盖在二世亲王丹增旺舒克时仍驻牧于浪麻多格地方，并以此作为冬季牧场时，则以那里有王隆公秀、托优王、下部王等与王有关的许多地名为证。这些丰富的物证资料有助于增加有关记述的可信度。虽然《先祖言教》不免有记载失误之处，但仲优·昂青嘉布将历史记述建立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的确是试图做到“倚仗凭证讲真理”。
其次，在史实的处理上，摒弃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蒙古史家以佛教史观改编史实的做法。十七世纪以来的蒙古史家 “把蒙、元时期的史实改写成宗教传说故事。甚至编造了所谓印、藏、蒙同源论这一新的史学撰述模式，把蒙古人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吐蕃乃至古印度。”[8]《先祖言教》论及蒙古族来源时，没有采纳这种编造的蒙、藏、印同源说，而是将其渊源追溯到周秦以来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部落，以“匈奴”、“突厥”为蒙古先民。至于成吉思汗，仲优·昂青嘉布指出，他是西汉时北匈奴西迁后所形成的八部落之一塔马察部落长的后裔。“西汉时期，蒙古分为南北部。北部蒙古西迁的时候，有许多部落头目，后形成八个部落长。其中在塔马察部落长的后裔中，诞生了成吉思汗。”这里的蒙古是指匈奴。传说中成吉思汗的先祖孛儿贴赤那就是这一部落的始祖。“塔马察王族的始祖叫孛儿贴赤那。此人结婚后，夫妇来到了叫蒙古贝尔加湖地区的不儿罕哈勒敦地方，在贝海部落中安家落户。”[9]后来成为贝海部落酋长，其子孙后代繁衍于此。可见，在蒙古族起源问题上，仲优·昂青嘉布并没有将蒙古与藏族、印度相附会。对蒙古族起源的这种认识，当代学者也多有赞同的。
此外，仲优·昂青嘉布以诚实的态度写史，还表现在不为尊者讳、贤者讳。如他记载三世河南亲王多济帕兰木与其舅父贝司巴图岱青共同治理河南蒙古，法律非常严酷，恢复了百姓反对的胡勒法典，被讽刺为“胡勒瞎子”。贝司为了某些小事就抄家、拘捕和捆绑毒打部民，丧失民心。四世亲王纳罕达尔济王时期，藏族入侵，盗贼横行，赋役繁重，刑罚严酷，民不聊生，失望的部众纷纷叛离、逃散。就是对誉满卫藏与安多地区的一世河南亲王察罕丹津，仲优·昂青嘉布也不假颜色，记载了其出兵攻打不丹时，不听其臣乌江才让劝告，一意孤行，损失严重。又将所获战利品大多据为己有，引起士兵的不满，不愿为他服役，逃到藏部落中去。松潘以下及阿坝康区等属地陆续丢失，果洛也脱离了他的统辖。戎察钦十八部落也因刑法严酷，赋役沉重，发生多此反抗，不愿做蒙古的属民。可以看出，仲优·昂青嘉布撰史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
三
深受佛教史观影响的蒙古史家大多神化高僧大德，甚至神化成吉思汗、忽必烈、俺答汗等，美化教权与汗权的结合。仲优·昂青嘉布则揭示出政教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无论是阔端与萨班的会晤、忽必烈加封八思巴、阿勒坦（俺答）汗与三世达赖互赠尊号、顾实汗与五世达赖及班禅共同治藏、河南亲王与拉卜楞寺之间的关系等，皆是如此。记述忽必烈加封八思巴时，他写道：“忽必烈的可敦恰额，出于对八思巴的虔诚信仰，一再向忽必烈请求加封八思巴，忽必烈也考虑到藏族官员放到教徒手中，会得到藏族人民的拥护，有利于地方的稳定。忽必烈赐给他‘藏族首领优诏僧’诏书。全国南方统一期间，让八思巴巡行康藏各地，结合宗教活动开展地方安定工作。”[10]这表明，忽必烈加封八思巴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利用八思巴的宗教影响将西藏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论及顾实汗与格鲁派的关系时，他指出，五世达赖邀请顾实汗进入青海，是因为格鲁派势力受到却图汗、藏巴汗、白利土司联盟的威胁。而顾实汗入据青海后到拉萨朝佛，则是“为了制定战略方案，实现统一，带领了少数随员和吉雪代哇意信诺日等人，以朝佛为名，亲临拉萨。” [11]还指出，顾实汗入藏，格鲁派誉之为“持教法王”，红帽派则贬之为“魔王”。 “过去，西藏地区内部高层官员的职位，都被红帽派的僧俗官员所占居，因为顾实汗彻底摧毁了红帽派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称顾实汗为‘魔王’，而黄帽派的活佛及官员们则称其为‘持教法王’。”[12]这是因为代表格鲁派势力的顾实汗损害了红帽派的利益，所以同一个顾实汗在受其保护者眼中是“持教法王”，而在受其损害者看来则是“魔王”。这表明政教关系，其实质不过是利益关系。在佛教笼罩的文化氛围中能够对政教关系提出这种冷峻清醒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深受佛教史观影响的史家对社会历史的变化多用预言、因果报应予以解释，仲优·昂青嘉布则从人心的背向、政治的良窳来说明。这表现在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的认识上，如元朝的灭亡、北元林丹汗的败亡、河南亲王纳罕达尔济时期的民变等，仲优·昂青嘉布有别于深受佛教史观影响的史家。如关于纳罕王时期部民暴动这一事变，阿芒·贡却群派认为，这是纳罕王改信宁玛教的报应。他指出，纳罕王精通藏蒙古文字、医药、乐器等，博览史籍，勤奋进修，性情平和，对民仁慈，倾心于学者，具备一个法王风度。但他从信格鲁派转而崇信宁玛派就引来了灾难。因为五世达赖、噶玛不动金刚早都说过，蒙古人，尤其是在青海地区的顾实汗的嫡系，抛弃本宗而信奉宁玛派是不吉利的。结果“正如预言中讲的：‘蛇年妖女似蛇行，龙年时乱如雷鸣，马年蓝海似马奔，羊年百姓似羊惊。’一切事实也如此。”[13]仲优·昂青嘉布则通过具体史实说明，部民暴动是纳罕王举措失宜，失去民心所导致的。他指出，纳罕王因办佛事、布施和修建寺院，大量征收财物与征发差役，民不聊生。而面对藏族盗匪的侵扰，他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部民利益，反而将自卫的部民处死。愤怒的部民称之为“王赞布嘛（暴君）”、“湿牛皮帽子”。他们杀死了纳罕王的官员，逃到藏族部落中去，再也不愿接受纳罕王的统治。“当时众人有句俗语，说‘木撑木，可造神殿、佛堂，人尊人，可成活佛、头人。’比喻得到民心的重要性和失去属民之严重性。”纳罕王借助于清廷的力量，试图召回他们，“蒙古部众说，只要纳罕王在一天，他们决不回归。”[14]不难看出，阿芒·贡却群派纯粹从纳罕王的改宗说明民变的发生，忽视了其为政举措的影响。仲优·昂青嘉布则是从民心的背向说明民变的原因，没有注意到纳罕王的改宗，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问题，而是与各方面的利益相关。二者都不免有所偏颇，但这种偏颇恰好反映出他们分别是从宗教和世俗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历史事变的。
四
有关河南蒙古的历史，清代的汉文与藏文史籍虽多有涉及，但系统的记述则只有《先祖珍珠璎珞》、《汉蒙藏史略》、《先祖言教》这三部史书。《先祖珍珠璎珞》已毁于1908年拉卜楞河南亲王府的火灾中。《汉蒙藏史略》重在记述顾实汗子孙在河南地方“弘法持德的情况”，佛教史观局限了其考察历史的视野，自然难以全面反映河南蒙古历史。《先祖言教》摆脱了佛教史观的影响，视野开阔，从多方面记述了河南蒙古的社会历史活动，为研究这一支处于藏文化包围圈中的蒙古族的历史，以及民族杂居区文化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达尔加博硕克图率部迁徙河南地区、历任河南亲王的政治活动，以及河南蒙古领地的变化和部落的分布与迁徙、河南蒙古与清王朝的关系
关于河南蒙古的迁徙，《先祖言教》指出，首先占据黄河河曲的是随忽必烈南下攻宋在此建立马场、驿站、饲养军马而留下的土默特人，藏族称其为突厥蒙古。十六世纪随阿勒坦汗进入青海的土默特因遭却图汗的洗劫，也辗转来到这里，与土著土默特部杂居。顾实汗的五子伊勒都齐之子达尔加博硕克图因土默特驻地水草肥美，将部帐从海北迁到河南地区。迁徙至此的蒙古人，“青海的藏族人称之为黄河彼岸蒙古人或黄河彼岸王，青海的蒙古人称之为铁日塔拉蒙古或铁日塔拉王。”[15]对于河南亲王，《先祖言教》按传承顺序记载了各自在位时的军政大事。如二世亲王旺舒克，主要记述了其继承一世亲王夫妇的遗志，继续支持拉卜楞寺的发展；聘请藏文、藏医教师与壁画家，建设河南地区的文化。如亲王五世河南亲王达什仲鼐，着重记载了其艰难收复因四世亲王的暴政而失散的部落的过程。关于河南蒙古领地的变化，具体说明了达尔加博硕克图、岱青和硕齐济农王（察罕丹津）、旺舒克、纳罕达尔济、达什仲鼐等各个时期，河南蒙古领地的范围，反映出经过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的蒙藏划界，尤其是纳罕王时期的民变，领地日益缩小，河南蒙古开始衰败。此外，还记述了河南亲王所属三和硕的世系传承与部帐驻地的变动、达什仲鼐王在民变之后对三和硕的安置，以及藏阿柔部落的有关情况。至于与清王朝的关系，《先祖言教》记载，历代河南亲王都为清王朝所册封，倾心于中央政权。如五世亲王达什仲鼐赴京觐见嘉庆皇帝，赐给黄辔带、黄马褂，授予爵位。道光即位后，达什仲鼐又进京朝见。这些记述，为研究河南蒙古的盛衰变化，以及中央政权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
（二）河南蒙古与藏传佛教间的关系
河南蒙古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一样，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先祖言教》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记载了历任河南亲王对佛教的热忱和对寺院的供奉。如一世河南亲王察罕丹津为巴索杰仲与其侄子康拉卡大成就者在王府驻地塔木格建造宝座，留在河南地区的康拉卡大成就者，成为民众所崇拜的活佛。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是察罕丹津为嘉木样协巴创建的，历代河南亲王府都是其根本寺主。《先祖言教》详细记载了王、寺之间的亲密关系：创寺之初，察罕丹津为其制一座容纳八百人的方形蒙古包暂代经堂、送三百蒙古青少年为僧源，并修建了大经堂，将两个部落送给寺院，一部分土地划归寺院使用。还请求清王朝册封嘉木样协巴，将拉卜楞扎西旗寺列为皇家的佛事寺庙之中。嘉木样圆寂，为其建造肉身灵塔。察罕丹津死后，肉身灵塔供放在拉卜楞寺大经堂的东德恩处。之后，王妃南吉卓玛支持拉卜楞寺的发展，主持了嘉木样转世灵童的坐床。其死后，灵塔也修在拉卜楞寺大经堂最深处加以供奉。此后的亲王继承了与拉卜楞寺的这种良好关系。如二世亲王丹增旺舒克遵照南吉卓玛的遗嘱，迎请嘉木样的灵童久美旺吾，并在财力上对拉卜楞寺予以支持。《先祖言教》还记载了河南境内其他寺院如拉加寺、郎木寺、石藏寺、德钦寺、瓜什则寺、桑格寺等寺院的有关情况。僧俗关系既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的地方。这一情况，在《先祖言教》也有所反映。如第司桑吉嘉措与拉藏汗之间的斗争，在七世达赖确立的问题上，青海蒙古、清朝政府、西藏政权之间复杂的关系，拉卜楞寺与河南亲王府在一世嘉木样转世灵童问题上的矛盾等。凡此等等，为了解僧俗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资料。
（三）蒙藏间的相互影响与生存竞争
河南蒙古与藏族处于杂居状态，其生活与文化深受藏族的熏染，同时蒙古文化也对藏族产生了影响。《先祖言教》指出：迁到黄河南地区之后，“蒙古人的衣食及生活习惯，因受藏俗影响，比过去越来越好。”[16]在饮食、服装、装饰等方面，都受藏族的影响。如在饮食上，以前以肉乳、小米为主，食品种类单调，到黄河南地区后，学会了提取酥油技术，糌粑也成为生活必需品。蒙古文化也对藏族产生了影响。如与河南蒙古杂居的藏阿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与蒙古人长期杂居的部落，妇女的发型变为蒙古发式，与蒙古人的联姻关系等不断地延续下来。”[17]祭敖包这一蒙古风俗，也为阿柔人所接受。蒙藏之间的生存竞争，主要表现在抢占其牧场、土地。纳罕时期“由于属民叛上，造成蒙古王的权势衰微，期间，周围藏族的各大部落趁机进入蒙古的空闲草场，开始出现任意占据土地的情况。”[18]如藏族的衮贡嘛、瓜什则得合颜等将帐群义扎在斡格特地方，霍尔牧帐来到塔木格等地，义诺乎以投靠藏班智达为名率部进驻果什布。有些藏族部落甚至进入到河南蒙古基地巴、泽等地。在蒙藏相互影响、斗争过程中，民族间也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如宽着洛桑丹羌带到杂曲河畔的许多蒙古部落，后演变为藏族。纳罕王时期离散的部落，很多属民被果洛接纳到他们的部落中，驻牧在巴雄的蒙古部落许多与藏族部落融合。这些记述有助于研究民族杂居区的文化涵化与复杂的民族关系等问题。
（四）提供了丰富的民俗学的资料，包括部落名称、地名、人名、河南地区的民情风俗等
有关部落名称，记述了其来历。如阿柔的董秀十八部族中的夏合秀，“相传在智嘎哲宗的托日纳地方有个坑洞，说是阿柔老人叩拜的痕迹，其后裔以长辈叩拜遗址取名为夏合秀。”曼秀，“因有著名的医生而得其名。”盘秀，“属于格盘的后裔而得名。”康秀，“因从康区迁来而得名。”[19]河南地区的地名多与蒙古部落的活动以及重大事件相关联。如苏乎兰木、和硕齐兰木等，是因为察罕丹津时期对这些地方再三挥兵攻打，就形成了这些与蒙古有关的地名。阿柔果秀部落驻牧地名得库乎，是因为果秀普果尔到这里时，“小孩们常去玩水，像滚水一样翻腾的河水冲走了若干孩子，故用藏语的沸腾称地名为得库乎或得拉。”[20]人名则与所见之物有关。如阿柔部落仲瓦多杰的长子名阿柔，是因其在阿钦冈拉让毛的地方，看到形似阿字的奇石，故名阿柔。嘉木样协巴俄项宗哲，“相传，有一次他叩拜文殊菩萨时，菩萨喜而发笑，故名嘉木样协巴。”[21]河南蒙古虽然受到藏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但蒙古的风俗习惯并没有被抛弃，“仍和成吉思汗时代一样，有赛马、射箭、摔跤、歌舞演奏、饮酒、唱歌、说唱神话、演讲历史传说等活动。”[22]祭敖包、建万石堆等习俗依然如故。如察罕丹津曾亲自率领十一苏木的军队同一天去巴地十三高峰祭敖包。
此外，《先祖言教》还记述了众多人物，如勇猛的阿达尔和硕齐、著名的阿柔酋长万代智合巴昂秀、从小受苦的阿柔格西敖赛、藏班智达丹巴嘉措、代什敦家族的英雄三考热、憨厚的阿柔琳巴、乞丐泽哇加吾，等等。这些人物的事迹丰富了河南蒙古史的内容。《先祖言教》对河南蒙古的经济生活也有所涉及，如其记载，察罕丹津时河南蒙古经济繁荣，占有万只羊的人家有四十余户，千匹马的有数十户，千头牛的有二百余户，百峰骆驼的有五十余户。
不难看出，《先祖言教》为研究河南蒙古史提供了较为系统、丰富的资料。这或许将改变以往河南蒙古史研究主要依赖汉文、藏文史籍中与河南蒙古有关的零散资料这一状态。
注释：
①黄河南地区的学者撰有三部记述河南蒙古历史的藏文史书，俗称广本史书、中本史书、略本史书。广本史书《先祖珍珠璎珞》，由河南亲王府秘书、第一代藏文学者瓦嘎才让撰写的，该书不幸于光绪九年（1883）毁于拉卜楞亲王府的一次火灾之中。略本史书《汉蒙藏史略》由拉卜楞寺名僧、学者阿芒·贡却群派在嘉庆年间写成，汉译本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先祖言教》被称为中本史书，成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其原本毁于“文革”之初的1967年，今本由蒙古族著名学者香札·尕布藏确吉坚赞抄录整理而成，并由多杰仁青译成汉文，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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