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五月四日，一群热血青年不顾军警镇压，举行游行集会及各种抗议活动，不仅使国民政府最后被迫拒签对德和约，有力狙击了各虎狼帝国进一步觊觎中华的野心，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本是海内外知识界的一个共识。然而，近十年来，关于“五四”，除了有某学人认为它留下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两个精神病灶”，并因此而“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之评价外，鲜有其他观点能留于雅堂之上。而某学人此观点不只是因其与历史评价迥异而显得非常突兀，而且有辱于诸如声称“宁作自由鬼、不作亡国奴”不惜赴水自尽的京师大学堂学生等等“五四”先贤。
两个运动?
某学人撰文称，“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也是“五四运动”的开始”，并认为“两者之间的断裂已经被‘五四’这一独断符号遮盖”。
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意进行切割，其实并非始于当下所谓“自由主义者”，而是始于当年的左派。但二者意趣相同。当下“自由主义者”割断“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意在贬低“五四”，而抬高新文化运动；而1930年代周同予在《中学生》上发表《过去了的“五四”》，将“五四”与新文化分开，则意在贬低新文化运动，抬高“五四”的革命性意义，并且认为有人将“五四”与新文化放在一起，是借“五四”之威名提高新文化运动之地位。时隔六十年，同样的做法，相反的目的，不禁令人有时空倒错之憾。
但正如美国著名的“五四运动”研究者周策纵教授在其《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所言：尽管有人总想切割“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而对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五四运动”具有一种更广泛的意义。“在流行的用法中，其含义既包括学生运动又指新文化运动。”“如果一位普通的中国学生被问及这个运动，他的回答一定包括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活动以及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甚至“在那个运动以后的年代里，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政治领导者最终都赞同了相同的观点”。周策纵还特别提到了民国时期独立学者李长之的见解。周写道：“一个几乎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作家曾说，‘五四运动’当然不仅指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运动，而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
不过仍然应该稍加分疏。尽管包括党派与学界在内，都认为狭义上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一体，统称之为宽泛意义上的“五四运动”，但着重点仍然有区别：左派着重点在于说明新文化运动在青年与政治上的意义；而右派则强调“五四运动”在文化上的意义。比如：贾逸君所著《中华民国政治史》(上海书店，1929年版)中就写道：“‘五四运动’，虽为政治运动，实为文化运动之结果。”而何干之在《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则干脆称“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有意思的是，国民党政府于1944年4月16日接受中国文艺界协会的建议，把5月4日定为“文艺节”。
周策纵先生曾列举了“五四事件(周以此区别于宽泛意义上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体的三个原因：一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也是推动新文学、新思想以及社会改革的新兴知识分子；二是这些思想改革家反军阀反列强的理论基础正是早先一群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民主思想；三是运动的精神不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与民意至上、人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等观念密切相连的。
这一说法受到了诸多支持。何干之在列举“五四运动”的原因时，认为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才成就了“五四”。“五四”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实践：它是通过青年学生的街头与媒体政治来实现其目的，而不是历史上首先付诸如“暴动或起义”；而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扮演了镇压者角色之后，最终也与现代政府一样，是在民主的压力前和平让了步。“在不伦不类的共和制中屡遭流血的民主，得了世界大战这一大屠杀的‘好处’，居然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黄金时期，出现了被称为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而主导“五四”一代人的另一个精神支柱“革新”则来源于科学精神。正是新文化倡导的科学精神，使得青年人相信：“宇宙是不绝的流转翻新，社会是不断的再生复活，人是不停的日新月异。”这种观念引导着“五四”一代人走上街头，为更好的社会制度与更好的人生安排而奋斗。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不仅没有中断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浪潮，反而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风潮推向前进。胡适在1922年回忆说，“五四事件”之前，中国的新派期刊仅《新青年》、《新潮》、《新教育》等不超过十种，而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半年中，中国出现了大约四百种新的白话文期刊，大约三百五十种周报。这其中，如《青年与社会》、《新社会》、《新中国》、《新人》、《新妇女》等等，皆以“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为己任；与出版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对新思想的迷恋也不断增长。约翰·杜威于1920年来到中国讲学并在中国呆了两年，胡适为他当翻译；罗素也来到中国，传播英国的费边主义传统；泰戈尔也来华了。“‘五四事件’之前，在中国商人、工人、教师甚至学生中很少有西方式的组织良好的团体”；但“五四事件”之后，“一种建立组织的新潮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知识分子以更为民主和开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组织的事务。”(周策纵语)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国哲学会、新教育共进社、社会主义研究会、罗素学会、新学讲学社、共学会、青年进步社等等都建立于“五四事件”之后；当然具有政党性质的共产主义小组也是在“五四”之后建立的；“五四事件”之后，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普及教育活动也进入新阶段，他们为中国普通工人与农民的孩子开办了夜校；晏阳初在1920年根据他在法国教育中国工人的经验，发起了著名的“平民教育运动”。等等。
也正因此，周策纵先生在其著作中，一方面在描述完“五四事件”之后，专门又写了一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以专论“五四事件”如何将新文化运动推向更广范围与更深程度；另一方面，还将“五四运动”的后时间界限一直延续到1922年；而何干之则认为“五四运动”其实一直延续到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之争，才宣告这场新文化运动的结束。
真不知某先生何来“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被‘五四’浪潮裹挟而去”之说!
再稍远些说。“五四”以降九十年间，“民主”与“科学”精神又何曾断过?当年延安政权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利器不就是指称后者“专制”与“独裁”吗?吸引百千万知识分子奔赴新生政权的不也是因其允诺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吗?共产党立国之初启动大规模工业化计划，不也是西方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下所前定的发展道路吗?甚至1978年转而搞市场
经济，同样不也是我们相信理性与科学?
当然，九十年间，中国历史的确历经了百千流转，甚至其间不乏流血千里，伏尸沃野，但中国九十年相当于西方历史的三百年。我们今天某些智识者老说以欧美为师是回归主流，这些智识者却没有看到这样的现实：仅二百五十年前，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战死的青壮年士兵人数就达五十万，占当时总人口数的3％；仅仅不到一百年前，从1914年到1945年欧美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高达1.2亿，占世界总人口数的10％；而仅仅不到五十年前，黑人在美国还没有公民权!以此比较，中国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过程中，历经磨难，一步步逼近“科学”与“民主”的正果，“五四”以降三代人的血泪精华岂可以“虚掷”畜之?
民族主义身负原罪?
“五四事件”产生的导火索是在巴黎和会列强出卖山东权益于日本。因此，青年学生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列强以及与帝国列强相与勾结的内贼，这放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大势下，不仅中国人理解，而且海外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如费正清、周策纵等也都理解。也因此，“五四”以降也是有“公理”的。但偏偏不知触动了1999年某学人的哪根神经，认为“五四事件”开启了民族主义，更指这是一“精神病灶”。
也还是有一说一，先且只说巴黎和会之事。一战结束，中国因作为协约国盟军之一是战胜国，而当年统率八国联军的德国是战败国。于是，中国人理当有足够的理由与权利收回德国强占的中国领土与利益。但在由美、英、法、意、日五强主导的凡尔塞和会上，竟然支持日本接手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而从甲午战争到1915年的“二十一条”，日本为祸中国最烈；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列强支持日本行使权利，理由竟然是中国政府此前与日本政府有“密约”在先。面对此局面，海内外华人组织与团体屡屡对巴黎和会施加各种压力及影响，试图有所改变，但最后都被列强拒绝。于是，1919年5月4日这天，北京大学爱国学生联合其他高校共三千多人，率先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学生运动。
周策纵先生反复强调，除了火烧曹宅之外，整个运动非常平和，反而是后来北京政府的野蛮镇压激起骚乱。对此，甚至刚到中国的杜威在6月20日给他的女儿写信都这样说：“整个事件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要使我们国家十四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列强的心虚自不待言，内贼更是心虚。后来相关档案表明，曹汝霖的确早与日寇暗通款曲，不仅替日本政府完成对中国经济侵略与经济压力出力，而且从中捞取个人好处，其名下个人资产至少有两千万之巨，“实超当年和坤之数”，后因接洽西原借款有盗用嫌疑而被交法办，逃往日租界受保护；日侵华战争期间，又出任华北伪组织咨询委员，与日本人合作开矿。而章宗祥也对日本的许多借款负有交涉之责，更于1918年9月在答复日本关于山东地位提议时，签署了“欣然同意”的换文，直接导致巴黎和会中国被动；章后来也曾任华北伪政府咨询委员。
因此，学生针对列强与这样的内贼发起抗议运动，何来狭隘民族主义?
但某学人还是扯到了义和团，就差咬牙切齿地骂“五四”一代人是义和团的“孽种”。说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拒斥现代西方文明；当然在海上文人之上还有南方某位老先生，更把1840年以来中国反强权的历史全改写成了“反文明”的历史，也包括了“五四”。而立论之据正在于他们都认为中国现代化正是借道于西方的“进入”。
所以本文在此旁出说说“义和团”。
不知道唐德刚先生是否是看了类似言论有感而发。在其《晚清七十年》一书中，他对引发义和团运动的“曹州教案”前因后果进行了辨识与梳理，得出这样的结论：“若说教案完全起于中国老百姓的排外行为，这分明与事实不符；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强词夺理的胡说。这些都是历史上扳摇不动的事实，我不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认的。”他还对义和团有这样的描述：“在这批英雄好汉江湖豪杰的眼光中，他们所见到的只是洋人的横蛮、教民的仗势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德军占领胶州湾向内陆进袭之际，官兵鸡飞狗跳，总兵被俘，在如潮的难民、儿啼女叫声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护之下的教民，道左旁观，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相形之下，不但强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这样一来，不但民教双方阵线分明，地方各种教门、拳会、会党，也会认为政府过分孱弱——‘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则江湖豪杰乃至当地武生士绅，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乡为国仇洋灭教为己任了。”唐先生还悲愤地写道：“入侵者的残暴。就更罄竹难书。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死伤数字大概可说的一千比一。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幸的是，在类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
唐先生当然也谴责了义和团的无知与野蛮。他同时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善恶两面性：“其‘善’的一面，则笼罩在由西欧开始的现代文明各方面的向外传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为‘德先生’；则形而下者，则是‘赛先生’了。而扩张主义的‘恶’的一面，则是欧西白种民族国家利用其先进科技成果，向落后地区奸掳焚杀，作其赤裸裸的掠夺、侵略和侮辱。因此，这一现代的欧西扩张主义，其‘善’的一面的传播，虽非其原来的‘动机’，然其‘结果’则不无可取……无‘西风东渐’，让我们‘洋化’一番，我们早起不刷牙，岂不难过乎哉?这一点我们就要拜侵略者之赐了。”
然而，唐先生最妙的是下面的评论：“可是这一类‘原本无心’的‘牙刷主义’的传播，终抵不掉他们那‘存心作恶’的炮打火烧、走私贩毒、‘华人与狗’等等罪恶行为。这‘恶’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了。”“我们如果只看见人权、民主、科学、技术，而忘记了那杀人放火、贩毒走私、血淋淋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本质，而胡吹或变相的胡吹，说什么‘白种人的负担’，把贩毒走私，说成只是提供一般商品；杀人放火，是为帮助落后地区开化，不得已而为之；武装侵略，是帮助愚昧帝国加入‘世界社团’，纳入‘条约体制’，那岂不是变成了‘魔鬼的辩护士’、杀人犯和毒枭的律师了?”
说到底，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原罪，身负原罪的恰是西方虎狼帝国。
与义和团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事实上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更是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并通往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五四事
件”发端于义和团运动二十年后。主导“五四”的是有西方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靠迷信与气功扭系人群的蛮民。他们用从西方传过来的民主观念与科学精神为武器，反抗西方列强觊觎中华的野心；同时要求国家内部进行类西方民主宪政的制度变革，这本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健康表现，何来什么“精神病灶”?
且退一步说。某学人所列举的“五四”街头游行、“文革”中火烧代办、1997年的“中国可以说不”、1999年的北大女生当场提问美国总统，总也比不过帝国仅以“可能威胁安全”就悍然出兵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激进”，但不见那位“从雪窦山下到哈佛燕京”的某先生谴责后者半句，反而谴责前者“荒诞”，这位海上学人真是堪称唐德刚先生笔下“魔鬼的辩护士”啊。
说什么民粹主义
某学人认为“五四运动”遗留下另外一个精神病灶是所谓“民粹主义”。据其考证，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这个俄式社会主义在它的家乡就与上一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难解难分，因而也感染上了中国。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证，说民粹主义是农业社会的流毒，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开出民主宪政。
国内一说到民粹主义，一般都会说到俄国的“村社运动”。其实，美国近现代史上也曾有民粹主义。乔治·斯蒂纳等人在《企业政府与社会》等著作中有详细的记载。
十九世纪中叶，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政府，“不信任普通公民，称‘人民是只大野兽’，极力倡导经济精英统治”，使得“企业团体的政治势力迅速增长”，而“强调田园生活、公民民主和人权的农耕主义意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价值观的支流”。其结果，“在内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大企业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控制着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公司操纵整个国家的政权是常有的事。”比如，“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为煤业公司所操纵。纽约、许多中西部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则为铁路公司所控制。蒙大拿州的政治势力则控制在Anaconda铜矿开采公司手中。在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公司居于主导地位。在华盛顿特区，企业也居于主导地位。在共和党的连任期间，从1868年的Ulysses S，Grant到1900年的William McKirdey，大公司对一连串倾向于企业的共和党总统的提名和选举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国会中，受企业金钱的支使，一些参议员甚至公开代表某个公司或某个行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者指责说，“华尔街拥有整个国家。政府已经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不再依赖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而是华尔街的政府，为华尔街服务。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奴隶，而垄断者则成为奴隶主”。民粹主义者提出，应该由政府拥有铁路与金融性企业，要监督并控制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参议院直接选举中的影响。这场民粹主义运动一直跨越到进步运动时期并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在参议院，修易·龙作为来自路易斯安娜的民主党中的民粹主义者，倡导穷人起来与富人斗争，起来谴责富有的统治阶级。在他看来，这一阶级是由掌握大量资产的摩根、梅隆以及洛克菲勒所控制的。在1934年，修易·龙制定了一项财富重新分配计划，对大的财团和公司征收资产调节税，重新分配货币收入，保证每户人家每年获得五千美元的奖励和二千五百美元的收入。为推行这一计划，修易-龙建立了一个分享社会财富的基金，在1935年。这个基金吸收了五百万名会员。然而，在这个计划执行之前，修易·龙就被暗杀了。而“足以使他的支持者感到欣慰的是，随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倡导了温和式的改革。”
在斯蒂纳看来，美国民粹主义运动当然有其落后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民粹主义者后来发展到谴责整个工业化的不良后果，谴责整个资本主义，而主张回到农业经济时代。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合流”。但斯蒂纳同时指出，民粹主义对于精英与寡头政治的批评。“要求控制大企业实力的滥用”，作为最“可贵的政治遗产，被带入了二十世纪，尤其是罗斯福新政”。
而在斯蒂纳的笔下，罗斯福新政最主要的手段是“抑制精英与寡头主义”。“通过干预银行业和工业，加强劳工联盟，并改善社会保障”；“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大资本与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但相对于民粹主义者激进的要求，罗斯福更为温和一些”。然而，“杜邦、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支持反罗斯福的自由游说者，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社会保障。许多经理憎恨罗斯福。他们认为，他把共产主义带到美国，并且把他的名字改为斯大林·Delano·罗斯福。在1935年，为阻止一项限制企业权力的法案通过，一些资本家联合起来向国会发了二十五万封信和电报，并组织一项流言活动，说罗斯福是疯子。”
而历史业已证明，由于新经济政策吸取了民粹派“那些完全平等和人道，并且重新主张农耕主义的传统”，才使美国避免了发生由于劳资过分对立而可能导致的“民粹式的颠覆性灾难”。罗斯福“不仅为日益扩大、有力和积极的联邦政府奠定了基础，不仅拯救了资本家，而且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
通过回溯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民粹主义”与什么农业社会或市场经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民粹主义实质上是对精英或寡头主义的反弹，农业乌托邦不过是民粹主义者回不去但又必须拿出来抵抗现实的幻想。而要消除民粹主义的危险，最好的办法也是首先消灭精英或寡头主义。只批评民粹，而不从源头上根除精英与寡头主义。与只批评民族主义，却无视帝国主义虎狼成性在前一样，是某些智识者的傲慢与偏见!
还是回到“五四运动”本身吧。以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海内外研究“五四”诸学者，除了文中所指这位海上学人之外，并没有别人从“五四运动”本身中嗅到什么民粹味。倒是“五四运动”另外一层意义被多次提起，即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相结合，使得“五四运动”区别于此前的各种运动或革命。正如周策纵先生所言，“在社会秩序变革中，往往是知识分子首先开始在思想意识方面对现状的反叛”；但在“五四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思想、制度和习惯，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举起了义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反帝活动得到了工人、商人和实业家的支持”。毛泽东尽管认为“‘五四’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但仍然指出，“五四事件”发展到“六三运动”(指北京、上海等地工商业开始罢工罢市)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他接着总结认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顺便说一句，“五四”时期，毛泽东本人在《湘江
评论》上所发表以支持“五四”学生运动的《民众的大联合》，被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罗家伦称赞为对学生运动最准确的解释，同时也受到傅斯年等人的赏识。
实际上，“五四运动”之后，共产党闯入政治舞台。的确端赖于他们把“五四运动”时期得到的“大觉悟”即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运用得十分熟稔。而与此相反，“五四”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转为保守或消极。成了无足轻重的政治砝码。他们无视紧迫的经济问题，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涡，他们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对其他社会势力的领导作用，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军阀主义的本质及中国人民厌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原因。最后，由于他们躲入学术研究领域，所有这一切使他们失去了与大多数青年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周策纵语)
由此看来，自由主义者没有资格抱怨“五四”之后领导权的丧失，因为他们当初就“不属于民粹”，不屑于为伍于工农；可想而知，今日如果自由主义者仍然不理民间疾苦，罔顾大众好恶，甚至以非为是，只作一厢情愿的“思想或学问”，也将永远只限于“书斋里的革命”。
谁的“五四”?
九十年弹指一挥间。关于“五四运动”，事实肯定只有一个。但各种党派、学阀、资本家、平头百姓，都出于自己的目的看待“五四”，解读“五四”。这本不奇怪。而如果有研究者翻开九十年间关于“五四”评论的各种言说，仍然可能为中国不同年代中思想及观点的雷同而感到奇怪。
仍以海上某学者的观点论，除了将“五四事件”与新文化运动进行切割这一做法不新鲜外，认为“五四事件”要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出现负恶责这一观点，也早已有之。一当年“五四”健将之一、后变为保守派的曾琦，也曾这样“反思”：“五四运动”是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下，掩盖了鼓吹中央集权统治的一场民族主义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尤其是运动期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信奉的苏俄政策，更是始料未及的灾难”。
且不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仅就把共产党与“五四事件”直接联系在一起，周策纵先生认为不妥。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开始是在“五四事件”之后。此前，“从李大钊的著作中尚看不出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1919年2月前后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重点研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有组织的研究直到1920年春天才开始”。
而且，更进一步，从周策纵先生的研究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有趣结论：某些反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者，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出现的责任推给“五四运动”，正好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观点相吻合。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左派共产主义者非常看重“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争论。因此，早期的李大钊与陈独秀，尽管“从未认为这个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所激发或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已经认为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的活动是“五四运动”精神的发扬光大；而到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敏感地认识到“五四运动”政治意义的重大及领导权之争的重要，因而在1939年所发表的《五四运动》的文章中，首先把“五四运动”提升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样的高度，接着又说，“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登上历史舞台”。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干脆写道：“‘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也就是说，如果把“五四运动”的真相放在一边，当年因反社会主义而迁怒于“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与社会主义左派在看待“五四”上都有着同样的观点：即认为“五四事件”要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出现负责。而这样的观点与其说是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毋宁说是这些“主义者”政治倾向“下的蛋”。今天中国某些自由主义者仍然热衷于此争议，不但不能证明其无褊狭，反而证明其对政治的兴趣远超过学术或思想。
让当下类似某学人这样的许多自由主义者愤愤不平并难以释怀的是，“五四”一代人最后多投向“法俄”而不是“欧美主流”。对此最近李零先生在《读(动物农场>》一文中有这样绝妙的解释：“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前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前苏联运动。”
李零先生此说法可谓一语中的。“五四”一代人最后倒向法俄而不是某学人所认为的欧美主流，道理也正在此：想当年巴黎和会前，中国人为作为一战胜利国放假三天，举国庆祝，就是以为主张“公理会战胜强权”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将为中国人的正当要求撑腰。但不想，威尔逊主导的和会却公然把中国山东主权用于讨好更强大的日本，这种出卖行径对中国人的伤害是无以复加的。当时的《上海学生罢课宣言》中就这样写道：“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像是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中国人一再听说过了……威尔逊曾告诉过我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更告诉过我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签订的协定。我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
而也恰在美欧再次无耻地背叛中国的时候，北方新生的苏俄政权宣告将废除旧沙俄时期与别的国家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电报中国将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及其他一切地区。为此，前苏联代表甚至已到了中国。尽管后来前苏联外交很快由国际主义回归国家利益，但已是“五四事件”多年后的事，而且与美欧赤裸裸的背叛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主导这个社会的绝非只有理性，正如主导某些自由主义者态度的毋宁说是理性，不如说是信仰甚至好恶一样。今天以理性苛求“五四”一代人没有把对美欧背叛的愤怒情绪、与向美欧学习的理性追求进行切割，未免太“事后诸葛”了吧?
况且，仅就“五四”一代人中大多数而言，并没有细分什么“法俄”还是“欧美”，而是一个笼统的西方概念，那里就代表新社会与新人类。这也是即使是1940年代的延安政权也经常宣示要学习欧美式民主，并试图与欧美亲善，只不过再次由于美国的“一边倒”，才有了后来的“别了，司徒雷登”。
九十年后的今天，因写作此文，笔者翻看了当时学生运动时期大量的演说、传单与出版物，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在一个观念与利益冲突日深的社会中，想还原“五四”本来面目已是不可能的事。但只有一件事是不容否认的：“五四事件”本身是一场青年人的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首先接触到现代文明、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一个年轻世代，通过现代民主惯用的方式，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国内买办表达他们的愤怒与不屑，对他们理想中的新社会与新人类表达他们的愿望与追求。
所以，我把“五四”一代人称为“新青年”，而且是由“中国少年”成长起的“新青年”一代。也就是说，“五四”一代人不仅仅算是《新青年》所倡导的具有“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一代新青年，还应该远算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变革者所倡导的具有“少年中国”精神的“中国少年”。一个突出的例证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人物。其中，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夕写过一篇题为《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文字，提出“少年中国”的人生观包括以下三个内容，即批评的精神、冒险进取的精神与社会协进的精神。他还写道：“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脸皮，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他还特别指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他更以诗人般的浪漫预言：“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是有大不同。但又有大相同!
九十年前的5月4日，当那些从现场往校园返回的青年学生们回望由他们点燃的赵家楼大火时，他们不知是否想到，他们的行为有着如此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并在九十年间引发了如此之多的纷争：自此以降的中国各种思潮包括当下的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从更根本的意义上仍然在与1919年对话。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瓢底该如何评价这九十年间的中国变化?或者说，九十年前那些“五四”先贤们提出的问题，真的在历史中获得了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