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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稳疆：新时代新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稳定机制研究
摘要：“团结稳疆”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理论话语转向政策制定与社会动员的过程中，需要从两个方面对其意涵进行完整把握：一方面需要从中央与地方（边疆）纵向整合的维度出发，确保国家整体架构的平稳有序与国家内部各层次主体关系的协调，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现代国家共同体建设；
另一方面需要从社会横向联结的维度出发，推进新疆社会各群体的和谐交往与交融共生，从而构建一个整体有机的团结社会。而将纵、横两个维度的关系与任务使命予以贯通结合，不仅构成了理解“团结稳疆”之内涵逻辑的整体性框架，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当代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团结稳疆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国家建设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亚欧大陆腹地，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宏观背景下，确保新疆地区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民生改善与繁荣发展，对于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安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为接下来的民族理论研究与民族工作实践指明了方向。***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按照本文的理解，在这个五位一体的治疆方略中，“团结稳疆”更加偏重于从对社会机制的整体性分析以及对各类既有资源的团结统筹中，建构一种内生性的社会结构与联结机制，从而进一步探寻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实现新疆社会良性运转与各民族人心持久安定的时代答案。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就很有必要对“团结稳疆”的内涵所指与整体逻辑展开细致深入梳理与分析，以期在此基础上获得关于新疆社会团结稳定乃至更长周期下的中国现代政治国家凝聚整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等宏观性问题的整体见解。
一 纵向整合：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巩固与稳定发展的现实议题
“团结稳疆”的第一重意涵来自对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巩固与稳定发展的现实性审视。具体言之，新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依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范畴与政治构造而存在，国家建构起了涵盖各个具体区域的整体性政治秩序与框架，并为居住在这些区域上的人民持续提供着公共服务与外在屏障，因此在现实语境下考察“团结稳疆”相关理念与话语，首先要对纵向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展开论述。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国家核心与枢纽的中央政府，与作为一个边疆行政和生活区域的新疆地区之间，既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机制予以联结和贯通，同时也需要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实践，来进一步确立中华各民族在精神文化与制度人心上的共同体关系与一体性联系，由此才能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巩固与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种国家整体架构上的纵向性整合，不仅理应被包含在新时代“团结稳疆”话语的整体关怀之内，而且也需要从逻辑与学理层面对其进行充分探究和阐发。
（一）中央和地方（边疆）纵向关系的制度设置与现实建构
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问题，既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发展与变迁的一个基本线索，也是考察中华现代国家团结凝聚以及内部运行结构的一个关键着眼点。从历史上看，基于中华文明的内聚性以及政治结构的“强干弱枝”，从秦汉、隋唐乃至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的生存威胁，都在于国家全局性的“土崩”而非一地一隅的“瓦解”。有学者认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封建政治制度虽有助于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但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也造成了国家本身的脆弱性和易于瓦解。因此，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中央与地方的循环互动结构，社会的其他衍生性问题也会蜂拥而来。从现实来看，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对于人口、领土以及政治权力的排他性独占的基础之上，国家主权的贯彻以其现实的疆域为边界，如果不能建立起对于地方各行政单元的权威和切实有效治理，主权国家的现实根基也将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地方行政单元这一层属性之外，新疆地区本身还兼有边疆的属性，因此这里还要涉及有关中央与边疆关系的讨论。首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谓‘边疆问题’之核心，仍然在于不同的人群及其文化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众所周知，现代国家即是在政治一体性的基础上，对于机械团结型社会的文化与生活进行现代性的编排重组，而在现代国家中，边疆之“边”，不仅体现为地理位置上的偏远，也体现为文化意义上的某种差异性取向，但这其实也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边疆在普遍主义倾向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对于自身主体性的放弃与“牺牲”。因为边疆本身即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一个抽象概念，而随着现代国家“中心”的位移，边疆的范畴与位置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次，即使是在一个稳定的国家结构下，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心”是确定的，因之拱卫中心的边疆也是“确定”的，而从边疆本身的视角看来，这种“边缘性”是基于“中央”的赋予而被动接受的，它仍然可能会保留自己的主观意识，甚至可以建构一套以自我为中心并往外推导扩散的完整话语。而现代社会对于发展多样性的包容，以及对于地方性知识生产与实践的鼓励，无疑又助推了这一文化机制向整个社会领域蔓延的复杂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国家的中心与边疆之间，本身即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对于这种张力的处理和化解策略，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现代国家尤其是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和维持整体性团结的长期效果。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就地方属性的层次来说，还是就边疆属性的层次而言，新疆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都需要建立一种牢固的结构和深度共生关系。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一纵向整合与关系的具体载体即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了有效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以更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在新疆地区逐步确立和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单一制国家内部的一项制度设置与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高度切合我国的国情实际与新疆地区的发展需求，在推进新疆地区政治生态、社会形势以及民生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同时，也开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和睦相处的良好局面。因此，新时代党和国家适时提出“团结稳疆”，本身即蕴含了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和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深层用意，这对于进一步理顺和深化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与新疆地方的纵向团结关系，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宏观性事业，具有至关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价值。
（二）中央和地方（边疆）建立纵向“团结”关系的现实任务与挑战
在现实社会中，中央与地方（边疆）相互之间纵向“团结”关系的具体推进上，同样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扰与考验。首先，中央与地方（边疆）对于“团结”概念的理解及其现实践行有诸多不相一致之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追溯中寻找依据。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欧出现的最初动力，源自西欧各国之间旷日持久且日益频繁激烈的冲突与战争，而为了确保自身在这些残酷的战争中继续生存下去并获得胜利，就需要维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行政机构和国家常备军，因而也就需要获得充足的税赋和人口资源。这些需求彼此之间环环相扣，最终共同催促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并决定了其在组织形式上的高效化、集中化和同一化趋向，以及渗透于民族国家肌体内部的普遍主义理性和实用性特征。而科层制官僚机构的不断健全完善，以及一个国家性民族的塑造熔铸与文化濡化，则从政治结构与国民构成等方面，将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式推向成熟。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不可能兼顾到其内部所有地方（边疆）的偏好与传统，甚至为了国家意志的贯彻，还需要淡化这种偏好与传统。因此，从地方（边疆）的视角来看，在无法提供治理复杂局面的必要资源之前，在社会内部构建一种同质化的团结关系，是维持社会稳定成本最低且最稳妥的方式，而从中央政府的视角来看，这种同质化且与外部不相兼容的小范围的地方性团结，恰恰是实现更大范围下的国家共同体团结的真正阻碍。
其次，现代国家在制度与生活上的二元互动结构，投射到中央与地方（边疆）的现实关系上，也会生发出一定的“团结”问题。作为一个强政治形态的现代国家，主导着国家正式制度及其贯彻体系的制定过程。与此同时，对于制度及其具体细则的解释、维护与推行，也是国家实现自身意志和超然地位的必要基础。简言之，“制度”的权威就是中央的权威，在制度与生活的择取上，中央与“制度”呈现出一种休戚与共的天然亲近关系，与“生活”的距离则较远。而在另一方面，由于集权式政治结构在现代国家内部的普遍实行，地方与边疆更多是作为一个国家制度的治理单元和具体执行者的身份而存在，与中央相对于“生活”的超然地位不同，地方与边疆对于国家制度的执行，是以对于区域内生活实践的具体治理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如果其不能协调好与“生活”的关系，那么也就不能完成“制度”赋予它的职责与任务。因此，无论是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制度指示，还是基层生活的微观现实需求，都是地方与边疆这一层级所无法忽略和违背的，且都会对其构成压力，并使之成为社会团结性问题的矛盾集中点。这样，中央与地方（边疆）相互之间的纵向“团结”关系，又会面临着“制度”团结与“生活”团结、行政治理体系团结与社会团结等多条团结路径的内部分殊与张力。
上述这种中央与边疆以及制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调适需求，启示我们应当放宽视野，从更高层次的“团结”维度去思索新疆地区在新时代确保社会稳定与繁荣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此同时，无论是就新疆地区的现实地位而论，还是就其发展图景而言，建构一种更为紧密有序的中央与边疆联系并推进其深层整合，都是新时代“团结稳疆”事业一种必须涵括且不言自喻的题中之义。一方面，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同时也拥有着广袤的辖区面积与漫长的国境线，因而在我国整体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新疆地区正在逐渐成为我国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极，保持新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繁荣发展，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不仅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筑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发挥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比较优势，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与价值，并可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兴边富民”行动的顺利推进提供内在助推力。简言之，作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不仅关涉自身诸事业的达成与否，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也具有全局性意义与影响。
建立一种良性可持续和更加紧密深沉的中央与地方（边疆）相互之间的纵向“团结”关系，尤其是超越中央与地方以及制度与生活的具体二元分殊，建构一种容纳中华各民族与各区域在内的更深层次的共同体联系，从而切实推进中华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使其在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同时做到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有性感知，不断增进对于中华现代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对于维持国家政治结构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有序，以及推进政治共同体和现代国家共同体的团结凝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需要引起我们格外的关注与重视，概括言之，这即是党和国家所提出的“团结稳疆”相关理念与话语的第一层意涵。
二 横向联结：中国社会团结机制与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宏观审视
以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巩固与稳定发展的现实任务为线索，着重从中央与地方（边疆）纵向整合的角度探讨“团结稳疆”的内涵逻辑，仍不足以清晰勾勒出“团结稳疆”的完整意涵。因为宏观的国家构造需与微观的社会生活相互配合才能不断生成一种良性社会机制与内生性动力，中央与地方（边疆）的纵向整合也只有和新疆社会自身的有机性团结相互支撑，才能从横、纵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一种塑造新时代新疆地区整体性团结关系的立体性支架。因此，我们还需要从横向联结的角度，对我们当前在社会团结上所处的阶段以及所面临的核心任务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对影响新疆社会各群体之间和谐关系与团结发展的时代变量予以阐释。也即是说，“团结稳疆”话语中所包含的团结意味，指向的也是新疆地区内部的团结，它着重分析的是新疆地区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团结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机制，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其意识铸牢在新疆各民族内心深处的具体落实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在这里把研究对象聚焦于新疆地区自身的团结实践，着重探讨的是其内部关系的团结发展，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新疆地区作为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的叠合，在社会属性以及内部构成上具有其特殊性，但从本质上来说，其仍然处于中国社会团结机制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并持续接受着中国社会宏观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深层影响，因而在论述新疆社会的团结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还需要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和团结机制的变迁事实予以历时性审察和必要梳理。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团结模式：“差序格局”与乡土“自治”
众所周知，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一种各方力量均衡所达致的相对稳定结构，对于这种稳定结构的内容与性质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些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观点。韦伯通过对中西方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认为与西方清教传统所内蕴的理性“经营”与普遍主义不同，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基于血缘和家庭纽带的，这种人伦的社会关系结构进而支配着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因此无法建立一种普遍的无差别关系，也就形成不了真正的共同体。“人伦关系的优越性，在社会伦理上所显示的效果，尤为显著。一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对‘切事’的共同体负有义务的想法，不管这共同体是政治性的、理念性的或者其他任何性质的。在中国，所有的社会伦理都只是将与生俱来的恭顺关系转化到其他被认为于此同构型的关系上而已。在五项自然的社会关系里，对君、父、夫、兄、友的义务，构成(无条件)伦理约束的整体。”当然，中西方在社会关系与结构上的这种差异并非凭空自生，而是与其在文明国家建构初期的不同选择与演化过程密切相关。在人类告别“野蛮状态”迎来“文明社会”之际，西方是以财产和地域因素消解部落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古典国家而进入文明时代的，而中国则是保留并依靠血缘宗法因素把未完全解体的部落组织聚合为新的共同体而进入文明时代。另一方面，费孝通则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乡土“自治”中，看到了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以及皇权与绅权的复杂共治和博弈关系。在他看来，虽然皇权在名义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事实上其是“不下县”的，由皇权派生的政治机构和官僚系统，只是通过对于关键地域和权力的掌握而维系着对庞大国家的统治和管理，而在广大的乡土基层，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耕作方式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各方民众被划定在一片狭窄的生活区域上进行分散管理，由儒家精英所构成的乡绅及其制定、维护的“道德”“礼教”以及由此衍生的“乡规”“民约”，共同确保乡土社会的秩序始终沿着一个既定的轨道平稳向前运转。此外，在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上，中国传统社会也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徐勇等人在对中国家户制传统的研究中，也论证了家户作为一个日常的生产与经营单位，对于中国历史长期稳定的普遍性意义。
从学理上看，“社会团结”可以按照其属性的不同而划分为两类：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前者是指由于意识的高度同质性而凝聚在一起的生活集体，一般发生在传统社会的小地方和小共同体内，它依靠亲缘关系或者人际交往来进行维持；
后者则是指由于现代社会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和交换所构成的集体，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依赖于他人的工作才能够生活下去，社会有机体的完整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按照这种划分，中国传统社会从微观上而言似乎更偏向于一种机械性的团结，这也是世界大多数地区在前现代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普遍状态。而这种同质且分散的机械团结状态，也符合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疆社会的基本事实。自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府起，新疆地区即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新疆地区与中原形成了密切频繁的交往与联系，虽然其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与生计方式上与中原地区存有差别，但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性特征。在辽阔的新疆大地上，各族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资料取材于自然，生计活动满足于生活所需，农业社会简单而疏落的几对粗线条关系，以及各族居民基于生息繁衍需求而沿着天山南北各草原绿洲区域所形成的星罗棋布的社会聚落，构成了漫长历史长河中新疆社会形态及其关系结构的一般性图景。
进入近代以来，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冲击，中国的社会团结形势每况愈下。一方面，基层乡土社会的组织结构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逐渐解体，社会成员团结联系的广泛社会基础变得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封建政权的衰微，也导致地方割据势力和军阀蜂起，并相互攻伐、自行为政。此外，业已完成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文化等诸领域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组织性和凝聚力，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强烈的反观与对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社会团结性不足的弊端，开始逐渐暴露和凸显，而这一沉痛的教训，也引发了一代人的深切反思。“在他（毛泽东——引者注）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形成，就源于商鞅的‘五户联保’的户籍保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而唐的府兵制，也是建立在这样牢固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然而，宋代以降，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从而以‘募役法’等手段，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改由‘乡绅’对基层进行统治，从而形成了‘皇权不下乡’的局面，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
正是由于传统乡土社会这种自成一体且排斥他者的特点，当国家真正面临外来势力威胁与侵扰时，各乡土群体之间难以有效组织起来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并切实形成一种全民性联系以合力抵御此局面。这种压力的传导机制及其深层影响是全方位的。在传统中国深陷生存危机的严峻时局之下，作为其有机构成部分的新疆地区，自然也无法避免这种威胁而独善其身。19世纪中期以后，沙俄帝国与英印当局，均对我国新疆地区虎视眈眈，在这种背景下，新疆社会重建组织关系与团结性联系的时代需求，也就与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积极奋发进取以寻找救国出路的宏观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治社会结构与整体团结机制
伴随着古典国家的衰落与传统政治结构的解体，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组织方式及其性质之弊端也越发显现，它不仅难以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需要，更无力承担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重任。在这一历史的关口，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了这一时代重任：凝聚中华各群体、各民族力量同心协力救亡图存，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和政治文明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这一革命型政党在政治追求上的超然性及其在组织动员形式上的先进性，无疑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层病症与救治需求无缝衔接。“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的困境是，它从古典的文化国家转型为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没有原来国家结构中内生的转型动力。因此，它得依赖于相对于原来国家结构而言的外生力量来动员资源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政党就有了代表民族利益与愿望的机会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重建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团结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治社会结构，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实现从一个精英性的革命型政党向全民性的国家政党之蜕变的关键历史密码。
正是出于对近代中国由于社会涣散而导致国家溃败这一历史事实的深切体认，中国共产党对于重新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建立一种涵盖中国各地域、各阶层和各民族成员的集体性团结，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坚强意志和使命感。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权结构上对于大一统格局的重新确立，与其对于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生活的有序推进，共同构成了中华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进程中纲目并举的两个方面。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对于农村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以及对于妇女、儿童、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群体的组织发动，属于其重建中国社会团结的初步探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普遍推行的单位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则将这一事业推向高潮。由于建立一个强盛富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与当时中国社会落后松散的现实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党和国家直接介入中国社会的基层末端，通过国家意志的强力贯彻，对社会的各个环节进行了重组和贯通，从而形成了高度统一化且条块分明的“总体支配性”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30多年里，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机制，不仅为中国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也为中华现代国家的建构稳固提供了坚实的人心和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政治国家的建构以及对于新的社会生活的提倡与引导，一方面既深刻塑造了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也深度刻画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生活。就新疆地区而言，这一时代特征最为深切的体现，即是与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几乎同时设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对新疆的治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代治疆经验以及系统调查新疆社会民情的基础上，做出了屯垦戍边与设立生产建设兵团的战略决策。1950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发布命令，要求驻疆部队除以部分兵力承担国防、清剿土匪与维持治安外，全体军人一律就地转业，参加生产劳动。兵团兵民一体的组织结构、讲求无私奉献和为共和国屯垦戍边的开拓精神，以及集体性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对于重建新疆社会的团结机制，并在各族人民中间培育生成一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归属感以及建设人民当家做主新生活的广泛热情，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从逻辑上看，这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结构，无疑比中国传统社会那种依靠私人关系联结的差序社会格局，要更加接近涂尔干意义上的有机团结，因为其促进了中国社会更为深入的整合，并确立了普遍联系的基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项事业的日新月异发展和翻天覆地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衍生而出的这种团结机制，逐渐变得难以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由于，这种团结机制虽然重建了中国社会整体联系与团结的基本框架，但其仍然是“扁平化”和“粗线条”的，它能概括和表达的社会关系与团结形式仍旧非常有限，因此不仅在社会内部缺乏必要的流动和交往，而且难以广泛适应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培育、激活新的社会要素。这种局面的出现，也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完善相关组织机制，并因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团结模式。
为了促进中国社会向一个整体有机的共同体转化，进而释放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一方面开始发展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催生新的社会要素，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对于社会自主空间的培育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引导，在这些因素的交织影响和催化下，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断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成员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机会与空间。然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伴随着中国这一多民族的超大型国家向现代性社会的整体转型与迈进，以及国际国内诸多矛盾的现实催发与交会，新的社会问题又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并对社会整体的稳定发展与治理实践形成了广泛的困扰与挑战。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双向催促的过程：一方面，伴随着中华现代国家的建立以及传统社会结构的衰落与瓦解，中国社会既有团结模式的组织载体不复存在，而另一方面，在现代性转型不断推进深入的过程中，制度与生活的关系被深度重构。在这一背景下，一切新的社会团结机制的形成与稳固，都需要经过长时段的调适才能予以确立，并在社会成员整体共识的不断取得与扩展中，逐渐内化成为寄托我们当代精神情感与理性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样，社会成员在对既有社会团结机制的整体“脱嵌”中回归到了最基本的原子化状态，并被抛入工业文明的汹涌浪潮之中，人与人之间缺乏持续稳固的联结形式和相通共享的精神生活，人们迫切需要在持续的社会分化与变迁中，通过新的团结渠道与形式的找寻以及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与吸纳，来获得一种坚实的归属和依靠。而这一普遍弥漫而又深沉隐晦的社会诉求与需要，不仅构成了推动当前诸多社会议题不断发展演化的内在动力来源，也成为了新时代党和国家推进“团结稳疆”事业的重要考量与宏观性社会背景。
（三）新疆社会的团结凝聚需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从现实状况来看，新疆地处我国的西北内陆地区，并兼具多民族社会与边疆社会的双重特质。换言之，这是一个相对封闭而又高度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同时就传统的生计方式而言，新疆北部是以山麓与河谷畜牧业为主，南部则是以绿洲农业为主，这些生产生计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均不涉及大规模的市场流动与社会分工。因此，相对于较早迈入现代化进程的其他地区来说，新疆地区保留了更多传统团结型社会的鲜明特征，而这种传统团结又因为其在民族与文化上的多元性而呈现出更高的稳定性和更顽强的延续特质。也即是说，多元性的民族与文化，作为被外界充分承认和保护的权利身份，为其保持传统时代的特殊社会结构与关系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屏障与依托，在这里民族与文化的差异性是一个不断被“塑造”的过程，它在本质上并非是起于内在构成禀赋与历史机理的不同，而是传统社会结构与关系在日益趋向普遍性的现代社会中借以表达自身的一种客观呈现。
在这一背景下，除上述的纵向整合与团结这一层意涵之外，“团结稳疆”之于新疆社会的具体意涵其实还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如何在其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妥善调适各类社会关系与需求，进而建构一种范围更广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有机性联系，以涵盖新疆传统社会的各类团结性聚落与关系群体。二是如何将新疆社会在民族与文化构成上的多元性，有序引入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共有性身份与共同体话语之中，从而将多元性的话语表达放置在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之上，以此来有效纾解民族、文化身份与社会利益关系以及情感诉求之间的相互强化过程。如果说，前者指向的是一种“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那么后者指向的则是对于不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与一体性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呼求。而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即意味着我们需要融共同体的有机构成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之中，这也构成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完整内涵。
换言之，“团结稳疆”所要真正回应和解答的问题，即是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人与人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的时代大背景下，如何围绕新产生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逐步建立起一种共同性的精神生活与文化认同，从而使新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能够有序向着更高层次的有机性团结不断巩固发展，并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与繁荣发展，以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更进一步来说，“团结稳疆”之提出，还意在回应和解答基于新疆社会结构深层演变所引发的精神生活调适与重构问题。当社会结构随着经济基础与组织方式的变动而较快地发生调整时，社会成员在抽象层面的道德规范与习俗传统，往往会由于变迁缓慢而显得难以适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社会成员会从对传统生活的追思和文化想象中，去寻找现实行动的依据与合法性，并进而形成一套逻辑自洽和排他性的文化话语。因而解决此类现象及其纵深性问题的根本即在于，如何使各类社会群体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一个整体性的道德叙事与文化生活之中，使得他们能够摆脱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生发出来的“孤独”与“疏离”，更好确立自身在现代整体性社会中的角色身份与精神方位，从而切实通过对现代社会的有机参与与建设，来获得自身在一个团结性集体中的自我实现与精神满足。在这一逻辑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长远建设，将不仅仅表现为对于新疆各民族成员的一般性吸纳，同时也来源于各民族成员对于一种更具关怀性和包容性特质的精神生活的自觉维护与深度归依。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党和国家推进“团结稳疆”事业的深层用意还在于，如何在推进新疆社会迈向整体现代化的同时，切实尊重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真实需求，并将其广泛融合、沉淀成为一种塑造我们当代精神面貌的文化谱系，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再是一种外力促发的宏观性工程，而真正成为各民族群众赖以寄托自身并自觉推进的一种时代事业。在这里，“团结”不仅体现为一种具体的方式和手段，它更是一种根本性的诉求与目标。换言之，各民族成员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和走向团结的过程，也正是彼此需求在共同体中切实得以满足并不断铸牢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锻造之旅。
综上所述，“团结稳疆”相关理念与话语，在推进深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央地之间的纵向整合与团结关系这一层意蕴之外，也是党和国家针对新疆社会本身的团结性问题而提出的，在这一团结性问题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如何在新疆地区落地为实和深入新疆社会每一成员心灵深处的一种时代审视，这也是“团结稳疆”内在蕴含的第二层意涵，它启示我们需要从社会横向联结和营造共同体精神生活的维度出发，切实推进新疆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和谐交往与交融共生，从而构建一个整体有机而又相互依存的团结社会。
三 作为一个整体性事业的“团结稳疆”
从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通过上述对于中央—地方（边疆）纵向整合与新疆社会横向联结的细致梳理，以及基于新疆地区发展背景与团结实践所做出的系统性分析，不仅使我们对于促进新疆地区发展与稳定、巩固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等相关议题的探讨，具备了历史与未来意义上的双重适切性，而且也为我们在新时代语境下，结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宏观性事业要求，正确理解和把握“团结稳疆”在学理层面的实质内涵与现实层面的任务使命，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认知体系和实践框架。
（一）“团结稳疆”的整体逻辑与深层关切
从社会横向联结的角度来看，中国在社会团结机制上近百年的探索与实践，在进入新时代之后又有了新的关切。在“救亡图存”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虽然实现了对于中华各族人民的有效动员和凝聚，但这种动员凝聚更多是起于一种对中华民族的集体情感与爱国情怀，它与经年历久的微观生活仍有一定距离。也即是说，这种基于一个高尚宏伟目标所引领生发的朴素情感，尚无法解决社会成员在微观领域如何相处并开展日常生活合作的一般性机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整体性秩序与国家政治社会体制的建立巩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完善和行政科层制建设与技术性治理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的个体自由与专业分工、职业规范与社会道德得到了进一步的培育和发展，这对于推进中国社会的有机性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这种有机性团结的直接动因，是来源于现代生产力蓬勃发展所导致的职业分工与社会分化。换句话说，社会成员的这种有机性团结，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自身所处的位置和社会的现实发展需求，所以它更多体现为一种物质或者机制层面的有机性团结。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团结性因素在社会层面的不断孕育和酝酿成熟，启示我们应当把社会团结向更深层次的精神与文化领域不断推进，并将之内化成为中华各族人民一种新的道德志趣与生活传统，从而把社会团结的需求与共识，熔铸在各民族的人心和灵魂深处。新疆作为多民族共同生息繁衍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不断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并形成了整体性的精神面貌与团结机理，其在新时代推进社会团结的内在诉求，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强烈需要，同时也是对于这一历史逻辑的深层回归。因此，从横向社会联结的维度进行推导，“团结稳疆”内在蕴含和意在阐发的，不仅是要在新疆各族人民之中建立一种牢固的生产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还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血脉相连又休戚与共的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然而，这种局限于新疆一地之内的共同体团结，仍然还不是“团结稳疆”所要指向的最终目标。这是因为，除横向的社会团结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政治架构的平稳与有序，以及国家各层次主体之间的内部协调。这就意味着，纵向维度的中央与地方（边疆）的“团结”关系，同样需要获得这种共同体团结的深层保障。从逻辑上看，新疆地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本身的团结稳定，是以国家共同体的团结稳定为其存在前提；
新疆各族人民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必然是伴随着与更大范畴的中华各族人民的交往互动而不断得以巩固深化。因此，只有建立一个覆盖中华现代国家全部区域与全体国民的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才能让新疆地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流意志有机融合，并使中华现代国家真正在社会团结的意义上，凝聚成为一个休戚与共和命运相连的有机整体。由此，我们便可将“团结稳疆”在横、纵两个维度的团结性关怀及其对于当代宏观性议题的现实关切，收束为一个共同的时代使命，这即是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团结稳疆”既有中华现代国家整体区域的地的“团结”，也有中华各族人民的人的“团结”，要“稳”的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新疆社会，也是更深层意义上的新疆各族人民的人心。由于“团结稳疆”的本意是要在确保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基础上，进一步集中精力和激发活力去推动新疆社会的发展繁荣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复兴事业，因此“团结稳疆”的完整意涵，在逻辑上就呈现出以下依次推进的两个具体方面：一方面是要促进新疆社会的和谐交往与有机团结，使之超越文化之别与地域之隔，凝聚成为一个深度团结的人群与情感共同体；
另一方面，则是要推进新疆地区在中华现代国家内部、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华各族人民内部的有机性团结，使中华现代国家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生活上，无论是在疆域上还是在国民上，无论是在意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深度凝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团结性共同体。
（二）“团结稳疆”的协同机制与实践路径
通过对于中国语境下横、纵两个维度团结关系的梳理分析，以及对于“团结稳疆”在新时代的现实关怀与实质性内涵的系统论述，并结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地区社会团结与稳定的具体要求和任务，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入手，积极协调各项社会团结机制，持续夯实各类团结性资源，使新时代“团结稳疆”事业，在社会心理机制、话语机制与治理机制的协同并举中稳步向前推进发展。
首先，“团结稳疆”事业的落实与发展，离不开在人心层面的团结凝聚与相连相通。这就需要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均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从而促进和实现各民族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与深度交融。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充分正视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维度上的意义与内涵，积极发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属性与文化特质。要建构立体式的文化濡化与教育机制，将中华民族内在蕴含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统，转化成为新疆各族人民共同享有和遵循的价值信念、情感寄托与道德追求。
其次，在新时代“团结稳疆”事业的实践过程中，必须要与时俱进地总结社会转型的客观事实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种与之相适切的话语阐释机制。新的社会结构和团结关系，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道德和对于社会规范的理解，而这些都会对社会既有的话语体系构成直接的冲击和挑战。概括来说，当代团结性问题的产生，主要可以划归为以下两个源头：一是来自部分社会成员对共同性的漠视；
二是来自“高悬”的宏观话语与基础性的现实生活之间，尚不能形成高度妥帖的关照与呼应。前者导致社会处于一种整体性疏离的状态，后者则引发了国家共同体内部成员相互关系的紧张。而从逻辑上看，二者之间又具有紧密的相关性：正是由于宏观话语没有有效统拢起日常生活的具体诉求，并与社会成员自我表达的惯性机制存有一些距离，致使日常生活主体对国家的宏观话语无法运用自如，是以转而退向个体空间去建构一种为自我所支配的表达机制。因此，团结稳疆，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最根本的生活领域着眼入手，充分激活社会有机团结的基础因子，并围绕快速更迭变动的社会结构和团结关系，建构起一套与之相匹配的解释话语和社会承认，从而为社会宏观话语与道德规范的整体性转换，提供必要的习惯积累与观念积淀，并由此引导新疆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在这种社会团结话语的规范下有序展开。此外，我们还要积极发掘日常生活实践背后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意涵，用心讲好新疆故事，积极记录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开拓进取和团结奋斗的动人事迹，并忠实呈现新疆社会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安居乐业的祥和图景与美好幸福生活。
最后，“团结稳疆”事业的稳步推进，还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团结与治理机制予以落实。要想在当代高度流动性与多样性的社会中，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公共秩序，就必然要涉及对于社会各个关键节点的“穿连”和统筹。这一方面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实现各项治理资源与制度工具的协同互补，并为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以及由此生发的有机团结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国家可以通过对于多种机制的综合运用，形成整体性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化的治理技术。第一，通过行政发包制，依托科层制的纵向结构，将治理责任层层分包，由“末梢政府”进行责任兜底；
第二，在每一级政府层面，通过分类控制模式对社会多元力量进行控制和整合；
第三，在此基础上，为了对基层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和控制，可以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资源下沉和规范管理；
第四，在基层政府通过行政分包制和项目制无法直接解决困境的基层社会领域，还可以通过以体制内组织为轴心的新单位制对各类资源进行整合、联动和吸纳。另一方面，从系统论的视角考察，政府边疆治理能力的高低，与其对内部职能的是否合理划分统筹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还需要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团结稳疆”事业的发展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要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要构建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治理平台，加强基层工作队伍建设；
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各级议事协调机制，形成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合力。
结语
总而言之，“团结稳疆”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因应新疆地区的具体环境与现实形势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任务与时代需求而提出的，它不仅是确保新疆社会稳定与繁荣发展的必要支撑，也是新时代新疆地区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取径。从整体上看，“团结稳疆”相关理念与话语，包含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边疆）之间的纵向整合以及新疆社会的横向联结双重意涵。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两种团结关系的巩固与深化，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时刻“穿透”和相互“赋予”的过程：一方面，国家整体架构的和谐有序，以及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对于中华各族人民的持续向心吸引，自然会给予新疆地区的各族居民以强烈的团结性鼓舞与激励，并进而不断培育生成新的社会团结要素与凝聚机理；
另一方面，新疆地区团结机制及其社会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新疆各族人民有机性联系的持续加深，同样也会使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基打得更牢固、共同性气质更鲜明以及人民的团结意志更加坚韧不拔。这也启示我们，将“团结稳疆”相关理念与话语具体划分为横、纵两个维度，只是为了便于在一般性的学理意义上更好地解释其逻辑和理解其内涵，以及将其任务使命具体分解以利于更好地指导和推进实践。事实上，“团结稳疆”不仅是一种整体性的价值立场与时代构思，它同时也是中华各族人民普遍参与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协调推进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和总体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