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随着二战接近尾声，战后科学国际合作问题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思考。1943—1946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派遣来华的李约瑟通过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经验，认识到创建新型国际科学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同时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为呼吁成立战后国际科学组织，李约瑟于1944年7月、12月和1945年4月连续撰写了三个备忘录。
第一个备忘录收录在《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中①，明确建议“一个国际科学合作机构应当由联合国在战后建立起来”，并对其职能进行了说明。第二个备忘录比较简短，分析了国际科技交流的不同方式，认为应当结合和平时期和战时两种科学组织形式的优势，建立新型的国际科学合作机构，并承担主要的功能②。
完稿于重庆的第三个备忘录③最为全面深入。当时正值国际上酝酿建立联合国教育与文化组织的关键时期，李约瑟以中英科学合作馆（British Scientific Mission in China）馆长的身份与科学界一起呼吁，“科学”应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该组织，并在名称中体现。这篇备忘录也在华盛顿和伦敦广为散发，为教科文组织的最终成型起到重要作用。在这个备忘录中，李约瑟的视线超越欧美等科学中心，认为在“光明区域”之外更为广袤的地区，需要国际科学伸出援助之手。而这是其它科学组织所做不到的。
1945年11月6日，伦敦的联合国会议上终于采纳了“UNESCO”的名称。1946 年3 月，李约瑟赴巴黎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Division of Natural Science）的副主任。
以李约瑟、贝尔纳、霍尔丹、克劳瑟为代表的剑桥左派科学家，他们不只是钻研科学，而且积极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应用，是英国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他们都重视科技史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史不仅要解释科学，更要改造科学。李约瑟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卸任后，很快投入到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李约瑟在科学的国际合作与历史研究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刘晓、王洋译。
一 引言
本文的作者在过去两年中，在中国组织并指导了中英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这一经历使其对战后国际科学合作问题进行了很多思考。在两个备忘录中（第一个作于重庆，1944年7月；第二个作于伦敦，1944年12月），他为国际科学合作机构制定出一个计划，在战争结束后无论组建何种各国参与的最高世界理事会中，都能占有一席之地[1， 13， 16， 17]。最初的想法，源于1943年12月和宋子文的通信，而在敦巴顿橡树园①的框架中有所体现。当前的这个备忘录，1945年3月草就于芝加哥和华盛顿，5月②在重庆完稿。和其它备忘录一样，并不必然代表任何组织的观点，而是发挥作者的个人能力，只希望人们注意到他对命运中这段特殊经历的描述。以下内容将有助于进行一般讨论。
当然，这种国际科学合作机构只是国际科学交往能够开展的诸多途径之一。在过去的和平时期，科学家自己组织一些各类科学的周期性国际大会；科学的某些分支（尽管不是所有）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国际协会，或常设机构，能够安排日常的交流。由这些协会联袂组成了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ICSU）③，然而由于缺乏一個有效的秘书机构，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4]。国际科联还与国联的国际知识合作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结盟，但后者本身也远未成功。
战争期间，所有这些国际机构都进入了停滞状态[3， 4]。实际上，在战争危急关头，国联在各国首都互相设立科学合作办事处，处理与军事相关科技信息的紧急交换。一般而言，多数这类办事处（如设于华盛顿的英联邦科学办事处，主任是金博士（Dr. A. King）[29]；设于伦敦的美国科学代表团，隶属科学研发办事处，主任是阿尔尚博博士（Dr. B. Archambault）；设于伦敦和蒙特利尔的法国科学代表团，主任是拉普金博士（Dr. L. Rapkine）等等），要比任何已知和平时期国际科学机构的运转高效得多，处理了约85%的战时科学。但有一例（重庆的英国科学办事处），更类似于和平时期的那些机关，仅有1/3的工作与战时科学有关。这些科学合作办事处与战前国际科学合作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有充足的资金、秘书机构和体制上的帮助；不受任何单一科学的限制，可以做任何能够有助于更好地开展所联络的两国间科学合作的事情。因此，它们毋宁说是一种新的开始，指出了未来的方向。
国际科学协会此时只发挥有限作用；双边科学合作则局限于国家规模。如前所言[1]，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从根本上尝试将科学在和平期间自发制定的办法，与那些国家在战时压力下制定出的办法结合起来。任何一种机制都不应该被废弃。问题是将其融合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运行体系。
将来，还有其它两类国际科学交流可能会增长。一类是将双边的文化友好组织进一步延伸到科学领域（如英国文化委员会、美国国务院的文化处等）。另一类是在主要使馆中任命科学专员[2]，这一延续战时科学信息交流的措施当然应该是必要的。尽管对这两种办法言犹未尽，但本文作者现在认为，既然两者都不可能摆脱国家从根本上对它们的重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对机构所在国家的效忠，那么在科学的国际交流这样一种本质上国际性的活动上，这两种办法都不适合扮演主要角色，即使它们能够较好地充当次要角色。其他人也持有大体相同的观点[13]。现在是时候尝试建立一个国际科学合作机构，在那里有可能实现超国家的忠诚，如同最成功的国联机构那样。
二 国际科学合作机构计划（ISCS）以及目前对它的反应
国际科学合作机构（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operation Service，ISCS），如1944年夏描绘的那样，是与其它国际组织，像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UNFAO）、国际卫生组织（International Health Organization）等，相平行的国际科学合作组织。它的功能暂定有如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