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家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利息理论，但他们的利息理论无论是理论构建的出发点，还是理论内涵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利息理论与西方利息理论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以从根本上把握两大利息理论体系的优劣。对马克思利息理论既要继承和坚持，又要加以丰富和发展；对于西方利息理论，要有分析有鉴别地批判其非科学的成分，吸收其合理有用的成分。
关键词：马克思利息理论；西方利息理论；利率政策；利率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6－0010－06
一、马克思利息理论与西方利息理论之比较
从本质上看，马克思利息理论与西方利息理论是属于两种根本不同的、对立的思想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利息理论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利息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而西方利息理论则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供求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事实上把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还原为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从而在一定意义说明了利息的来源和本质。但是，斯密以及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真正揭示利息的起源，特别是没有把利息与利润区别开来；没有阐明利息与地租、企业主收入的关系等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建立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利息的本质，从而第一次形成了科学的利息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内在联系上，阐明了利息的本质。
西方利息理论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供求均衡价格论为理论基础。尤其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利息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把利息纳入心理因素分析的范畴。如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凯恩斯的灵活偏好论等等。他们的一个共同基本错误，就是割裂了剥削阶级的收入同工人劳动的联系，似乎利润和利息的来源，不应该在对工人的剥削中去寻找，而应该在人的心理中去寻找，仿佛利润和利息都产生于心理，是永恒的范畴。诚然，心理因素对利息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利息的性质不是由影响利息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利息的来源所决定的。时间偏好之类的心理因素不能说明利息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类心理因素本身需要用经济因素加以说明。西方庸俗利息学说抹杀利息的真正来源，歪曲利息的性质。
(二)关于利息率的决定问题
马克思的利率决定理论是以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割作为起点的，是从借贷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利息率的决定问题；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利率决定的理论则着眼于利率变动取决于怎样的供求对比，是从货币的角度说明利息率决定的。
马克思认为，利息率是一定时期内的利息量和贷出的借贷资本量的比例，体现着借贷资本或生息资本增殖程度。“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所以，利润本身就成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0”。利息也不可以为零，否则借贷资本家就不会把资本贷出。因此，利息率的变化范围是在零与平均利润率之间。当然，并不排除利息率超过平均利润率或事实上成为负数的特殊情况。首先，利息率随着平均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一般说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利润率愈高，利息率也就愈高；反之，也就愈低。其次，在平均利润率已定的条件下，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状况，就是说，是由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决定的。
马克思这一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利息率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变量之一，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从宏观角度来说，都是重要的经济杠杆，“市场利息率是由供求关系直接地、不通过任何媒介决定的”。任何人为的干预和管制只会造成利率机制功能的萎缩。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造成信用的集中，它会使借贷资本一下子涌到货币市场上来，这就使借贷资本供求之间的竞争决定市场利息率状况的现象更为明显。
西方经济学关于利率决定的理论全都着眼于利率变动取决于怎样的货币供求对比，尽管对利率决定因素的观察不断加细，观察角度有所不同。新古典利率理论认为，利率决定于经济中的实际变量而不是受制于货币量。该理论认为，货币只是一种表面的遮蔽物，它部分地掩蔽但不能真正改变现实经济中的实际因素。应当透过货币抓住现实的因素。而凯恩斯则完全抛弃了实际因素对利率水平的影响。其利率决定理论基本上是货币理论；弗里德曼提出了货币需求理论，认为利率是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配给理论认为，利率是由影响银行收益的借主风险特征分布决定的；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对投机性货币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利率水平高低及利率货币要求弹性的大小，而且取决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风险性以及个人持有的资产组合。
二、对马克思利息理论既要坚持又要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虽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借贷资本和利息，但是，其中的科学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利息问题的分析也还具有指导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利息的来源问题方面
马克思指出：“利息最初表现为、最初是、并且实际上始终不外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可见，利息的来源同利润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
根据马克思上述观点以及马克思的其他相似见解，国内一些经济学者和一些金融理论工作者便认为，如果把马克思揭示的利息的资本规定性抽象掉，就其一般原理而言，社会主义的利息来源于社会主义企业所创造的纯收入，应该在企业利润中列支；但在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利息却一直是在企业成本或费用中列支的，即使在实行新的财会制度的今天，利息仍然是在企业总成本中支付的，是企业总成本的一部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利息理论原理的，也掩盖了利息的本质和来源。因此，要对利息列入企业成本的现象和做法进行改革，把利息改为在企业的利润中支付，同企业留利挂起钩来，使利息直接触动企业，以及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利息理论保持一致，在实践上更加深入地发挥利息推动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
但是，马克思在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场合中又指出：“平均利润中采取利息形式的那一部分，在职能资本家面前，就是作为商品和商品价值的生产上一个预先存在的要素独立出现的。利息量尽管变动很大，但在任何一个瞬间，对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总是作为一个已定的量，加入这个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根据这一论述，一些学者则认为，从微观生产企业的角度看，利息应是一种成本，因此，所谓将利息列入企业成本不符合马克思利息基本原理的说法，是不足为训的，相反，利息列入企业成本，则有利于发挥利息和利润的各自不同的功能。
关于利息应该计入企业利润还是应该计入企业成本的争论，依据的都是马克思利息理论的有关论述，
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利息理论是否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我认为，马克思关于利息理论的论述并不矛盾，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利息来源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关系，而他所提及的利息是资本的成本，则是对资本主义现象形态的描述。我们不能满足于对事物现象的浅陋理解，也不能用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来否定事物现象存在的必然性。问题往往在于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利息与其他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一样，最初总是神秘化地表现为资本的产物，这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现实中，“一个资本家思考问题完全是由他的利益和他的利己的动机决定的”。对借款的资本家来说，因为他一开始就会认识到利息这一部分价值是属于贷款的人，因此他决不会把它计入利润，而只会把它当作与工资、地租一样的生产费用计入成本价格。所以，利息计入企业成本并不是没有客观依据的。
利息到底应该计入企业成本还是计人企业利润，首先应该尊重实践的选择，而不应该拘泥于理论上的规定。坚持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认识论观点，切忌犯幼稚的教条主义错误，要把马克思利息理论当作一个开放的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实事求是，不断赋于利息理论以新的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化，我国与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往来日益增多，客观上要求我国的财会制度要与国际会计规则相接轨，把利息作为一种生产成本来处置。把利息计入企业成本，尽管在实践上会使利息的经济学界定与企业财务核算的实际操作发生差异，但这并不否定或掩盖理论上业已揭示的利息的来源与本质。事实上，把利息计入企业成本，可以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企业在竞争中强化其成本管理，利用成本和利润这对此消彼长的关系，促进企业千方百计地减少资金占用和节约资金使用，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
(二)在利息率的形成问题方面
马克思在分析借贷资本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在揭示了利息的来源及其本质的同时，也阐明了利息率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对利息率的透视包含以下几方面实质内容：
1 借贷主体的独立化。
马克思在分析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时指出：“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创造出利息率”。这就是说，只有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并人格化为货币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的对立，才使职能资本家必须把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利息交给借贷资本家，才有了利息的形成从而利润的分割。
在马克思的利息理论中，构成借贷关系当事人的只能是独立的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反过来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家不可能会拿属于自己的东西去交换另一个人不知道属于谁的东西；这个资本家也不可能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换得属于另一个资本家的东西。
2 利率机制的契约化。
利率制度是建立在自由契约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无论是资本还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都是自由和平等的经济主体。职能资本家之间以及银行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之间所结成的借贷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反映了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债务关系。“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任何暴力和胁迫在这里都无济于事。职能资本家之间、职能资本家与银行资本家之间既然可以自由地缔结信用契约，也就是说，任何资本家都可以“退出”这一契约，尤其是当他的利益已经或将要受到另一缔约方损害的时候。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退出”机制的存在是一个组织系统保持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经济人，参加市场交易的经济主体都在极力地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和满足，表现为尽可能地将成本和风险外在化，将收益和安全内在化的经济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
对缔结债权债务契约的资本家来说，自然的风险和人为的风险同时存在，特别是当双方信息不对称、产权约束乏力及不确定充斥的情况下，人为的风险(机会主义)则会更为突出：“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资本这种对最大化剩余价值，反过来也就是最小化风险和损失的追求，与作为资本“监护人”的资本家的追求是始终一致的，契约中的“退出机制”的存在是保持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里，这个资本家是否拥有被“监护”对象的产权是问题的关键。经验事实表明，人们在经营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资产时常常表现不负责的倾向，特别是当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双重缺乏的时候。
3 借贷关系约束的硬性化。
资本家之间因债权债务关系而缔结的契约是要受到一定的约束才能付诸实施的，否则，违约和言而无信的行为将会破坏整个借贷制度的基础。这些约束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利息成本约束。信用制度是以“偿还性”为前提的。信用制度之所以会产生和发展，在于由信用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包含着“还本付息”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利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是资本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是对资本所有权在经济上的肯定和保护。作为资本相对价格的利息率，它和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是每天确定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对价格来说，甚至是它们从事活动时计算上的前提和项目”。在一定时期内，一个资本家能够贷出或者借人多大量的信用资本，首先或者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利息或者利息率的水平，因为信用资本是要收回本息的，或者说是要还本付息的，对资本家来说，这是一个硬性成本约束。反过来说，如果离开了利息和利息率的这个约束条件，信用关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资本所有权就会受到动摇甚至否定，还会进一步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
(2)市场竞争的约束。对借贷双方而言，竞争是一种外部的强制力量或者说外在压力，这也正是价值规律或者说利率机制作用的要求和体现。一方面，银行资本总是愿意向那些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提供信贷，另一方面，为了获得信贷机会的那些企业总是千方百计来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这样竞争机制就起到了择优限劣的作用，优化了借贷资本的质量。
就银行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而言，他们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也必然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因为他们是自由、平等的经济主体，自由是他们的，风险也是他们的，对他们来说，要实现资本的价值和价值增值，犹如一次“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以上所述对借贷关系的约束，归根到底都是产权约束。因为在一种不适当的产权框架内，由于缺乏自主、平等的经济主体，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良好的信誉则不会成为必要的信用前提，“借钱还债”、“还本付息”等观念就不可能成为社会通行的准则，因而硬性化的信用制度也就很难建立起来。这点对于理解我国目前的信用关系软性化和信用危机是至关重要的。
三、全面对待西方利息理论
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我们应该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批判其中的糟粕，但这并不是说现代西方利息理论中的任何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在利率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利率运行机制的分析等方面包含了某些符合实际的分析和合理成分，以及一些很有价值的技术分析方法，这都是我们可以吸收和借鉴的。
(一)利息率对经济生活影响的一些符合实际的分析
利息率对经济的影响是现代西方利息理论的中心课题。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金融对经济的先导性作用日益突出，推动着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对它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颇丰，确有一些合理的认识，很值得我们注意。
1、凯恩斯在对利息的分析中，不是把利息单纯看成货币现象，而是同一般经济活动联系起来，阐明了货币量在流动性偏好、资本边际效率、收入、储蓄、消费倾向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左右利率而影响经济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把货币理论纳入产量和就业一般经济理论之中，不如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把产量和就业一般经济理论纳入广义的货币理论之中：货币数量与利率连接起来，利率则与产量和就业连接起来。货币数量的增减透过利率的升降，沿着投资的有效需求变动的途径，进到生产和就业领域，对实际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因而货币不再是中性的面纱，而是积极的内生变量。这样，就破除了新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和“两分法”，完成了货币理论与生产理论的融合。这是凯恩斯在宏观经济理论上的一个贡献。该理论实际上成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
2、在凯恩斯的投机性货币需求利率弹性分析中，投资者只能在货币和债券两种资产中任选其一，而不能同时两者兼有。这一缺陷使凯恩斯的理论既脱离实际，又不能解释投资者通常遵循的分散风险原则。为了校正这一缺陷，发展投机性货币需求利率弹性分析，托宾(James Tobin)于1958年和1965年发表了《风险中的流动性偏好行为》和《资产选择理论》两篇著名论文，开了在资产组合中进行投机性货币需求利率弹性分析之先河。
在托宾看来，收益的正效用随着收益的增加而递减，风险的负效用随风险的增加而增加。当一个人的资产全部是货币而无任何有价证券时，既无风险也无收益。为了获得收益，他会把一部分货币换成有价证券。而随着其资产中有价证券所占比例的增加，收益和风险会同时增加。如果增加有价证券持有量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增加的风险，则增加有价证券的持有量是有利的。当增加有价证券持有量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增加的风险时，投资者增加有价证券的持有量是不利的，因而会减少对有价证券的持有量。因此，只有当增加有价证券比例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风险的边际负收益时，投资者不再增加也不再减少对有价证券的持有量，此时，其全部收益最大。也就是说，投资者为使收益最大、风险最小，最好的办法是将资产分散化，既持有货币，也持有各种有价证券。这样，如果某些资产遭受意外损失，另一些资产则可能获得意外的收益，意外的损失和收益相抵后，可以使预期收益不变，或使所受损失减少。
托宾的这种资产选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西方经济社会资产形式多样化、金融机构多样化和经济部门多样化现实。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单凭一种货币资产供求分析，确实难以勾勒出宏观经济运行的全貌。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说弗里德曼的利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战后一些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忽视货币及货币政策作用的倾向，那么，托宾的资产组合利率论则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货币学派过分强调货币及货币政策作用的偏向。
(二)关于利率运行机制的某些合理分析
在西方利息理论中对于利率运行机制的分析十分丰富，各种理论假说层出不穷。在这方面同样存在着一些合理因素，我们仅举两个不同类型的例子加以说明。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市场利率机制是最理想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人们的合理预期能使市场经济日趋完善，政府对利率的过多管制，不仅扰乱市场信息，破坏市场利率机制，而且强化了公众的防范心理，迫使他们采取过分的防范措施，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混乱。因此，理性预期学派要求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公众的心理状况，以及可能对经济政策作出的反应。同时告诫政府：由于人们掌握信息的速度加快，并且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昨天的经济政策或措施就不一定能适应今天的情况。政府应当重新考虑政策的效应和适应性，并在政策执行中懂得取信于民的重要性。
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在信贷市场中，利率机制和配给机制都在起作用，而不仅是市场机制单独发挥作用。信贷市场中之所以出现配给，与利率的正向激励效应有关。正向激励效应能改变厂商对风险的态度，即高利率会刺激借贷者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而低利率则导致厂商从事低收益风险小的投资。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是指，高贷款利率会使那些有良好资信的借款者退出信贷市场，不再申请贷款。而那些资信度低的借款者仍愿意以高利率借款，这些借款者要么无力还款，要么就根本没有打算还款，所以，拖欠的概率提高，银行利润下降。由于银行缺乏充分的信息去识别借款者的资信度和投资的风险性，银行为了利润最大化，通常不是采取高利率政策，而是以低利率放贷。所以，银行业盛行低利率。这个利率通常低于市场出清时的利率。当信贷市场中出现需求大于供给时，银行不是通过利率来满足贷款需求，而是以配给方法满足市场的部分需求：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投资者们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所以，市场上有些借款者愿意支付比银行利率高得多的利率也得不到借款。信贷配给还证明，由于信息不完全和借款者对经济环境变动的反应的多样性，信贷市场不一定在信贷供求相等的点上达到均衡，会出现多重均衡。
(三)西方利息理论在定量分析方面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
最为显著的莫过于西方利息理论研究中所普遍使用的数学分析方法。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日臻成熟与完善。数学分析以其自身独特的简洁性、精确性、严密性和客观性吸引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沉醉其中，利息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概括起来说，西方利息理论对数学工具的运用，经历了从古典时期的初等数学方法到新古典时期的微积分方法、再到当代线性代数及集合理论方法这样一个由简单而趋复杂的过程。应该说，数学分析方法在利息理论中的运用，对于科学地概括和提炼各种经济变量，精确地阐明利率对于投资、储蓄、消费等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从而提高理论研究的精确性与实用性，是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的。马克思也曾说过，只有当一门学科成功地运用了数学工具时，它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当然，西方利息理论研究中过多地使用数学分析工具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对其取得的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应抹杀。
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两种利息理论的比较分析得出的总的结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进一步揭示当代西方利率机制运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批判西方经济学关于利息成因的各种非科学性的解释；加强利息率运行机制的研究，注意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运行机制的分析，丰富马克思利息理论的有关内容，注意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预测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以求得马克思主义利息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责任编辑 梁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