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蜜”
1962年的某一天，贵州省桐梓县城，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幼儿园，一名7岁的女孩看到远处正有一队人抬着黑色的灵柩走向山脚下她家的方向。小女孩的心中忽然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她从高高的山上一口气奔回家中，令她震惊的是，她的祖母，这位在她7岁前给予了她母爱的老人，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块手帕。
多年以后，成为诗人的翟永明把这个场景描述为她最早的记忆。在回忆中，诗人突出了“预感”和视觉画面在记忆中烙下的痕迹。山坡、黑色的灵柩、从心头掠过的阴影的重量、垂下的蚊帐、祖母脸上盖着的手帕……这些质地鲜明的事物，逐一变成意象，多年后被诗人书写到诗作之中。而对于“预感”，诗人写道：“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预感》），难道这位黑裙女人就是化了装的死神？
在我们儿时从大人那里听来的鬼怪故事里，牛头、马面是负责抓捕大限已到的凡人的鬼差。中国民间文化里，死神的面貌绝少为女性，因此，诗人写下的夤夜而来的黑裙女人，则更可能是结合了童年记忆中的死亡的压抑、恐惧与对命运体认的形象化。《预感》是翟永明的代表作《女人》组诗中的一首，当她写作这组诗时，也正是经历了内心的创痛、身体的疾病之后：“1983年……，年纪轻轻我就遍尝了一个内心敏感者必然会尝到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伤害，看惯世事炎凉，目睹了生死无常。”（引自《阅读、写作和我的回忆》）那“使我精疲力竭”的“秘密的一瞥”，可谓死亡、命运、缪斯和人间温情的多重交织。
“预感”是怎样一种精神形态？那也许就是被“秘密的一瞥”所击中的感觉。当童年的翟永明奔下山坡，跑进祖母的房间，撩开蚊帐，看到那条使祖母与她阴阳两隔的手帕，也许在那一瞬间，她就注定了将要成为诗人。
诗人，就是凝视那条手帕的人，是试图与逝者目光对接却不能因之而恐惧而渴望永恒的人……
翟永明生于四川，旋即因父母忙于革命事业等原因被另一个家庭收养，因为养父调到贵州工作，她的童年是在养母的母亲家（贵州桐梓）度过的。在回忆文章和诗作中，她称呼这位老人为祖母。祖母非常疼爱她，常带她去镇子里的戏园看戏。虽然并不十分理解戏曲的内容，年幼的诗人仍然记住了两部戏——《玉堂春》和《千里送京娘》。记得《玉堂春》是因为其中“苏三起解”一场戏中苏三身披枷锁，被差人押解上路的形象，而《千里送京娘》中最后化作鬼魂的京娘追随赵公子的戏吓坏了幼年的诗人。诗人称自己的童年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恐惧感。在《祖母的时光》一诗中，翟永明描述了这种恐惧感：“我一再勾画灵魂突然的生长/巨大的虚脱的翅膀/推动着我的四肢倾向墓场”。诗人觉得自己如同一只盲眼的鸟，认同那令她恐惧又同情的受苦的鬼魂形象。
在翟永明童年时代桐梓的记忆中，她常跟随比她年长4岁的哥哥出门玩耍，比如去附近农村的田地里拣谷穗，到离家很远的河边钓鱼。祖母去世一年多后，翟永明全家迁到四川成都。诗人的童年，与祖母一起的时光是快乐而幸福的，但是，家庭的复杂构成和之后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也在年少的诗人心中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记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诗人甚至不愿触碰这段经验，宁愿让它驻留在记忆的最深处。
从现实中目击亲人离世，最早体验“预感”的神奇力量，到记忆中与祖母在戏园里经验台上与台下生活的交错混淆而带来的恐惧，都是从死亡的向度出发的对生存意义的震惊和疑惑。虽从寻常观念看，类似的经验或许是不幸的，但对于诗人，它们却是使她收获人生意义的“最初的蜜”（语出杭约赫同题诗）。
从连环画店到公馆大院
全家定居成都后，翟永明进小学二年级读书，起初有一段不适应，因为方言不同，她曾一度倍感压抑。但很快，掌握了成都方言的翟永明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和生活。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候，最令她着迷的竟是连环画。
“最早的阅读就是连环画”，这或许与今天的儿童最开始是阅读各类图画为主的故事书一样情形。正因如此，1960年代初期成都的连环画店才成为诗人记忆中一道令其沉醉的风景。
小小的店面，大街上有很多家，店里摆着长凳，凳子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一行行连环画——我们小时候称之为小人书。连环画店内的四壁上，张贴着密密麻麻的连环画封面。连环画是租读的，虽然租金很便宜，但身为小学生的翟永明那时还是没有足够的钱。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她就一家接一家地逛，看贴在墙上的连环画封面。一旦有零用钱，最想去的，也赶紧就会去的，就是这些连环画店。
也许是因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娱乐方式太少，在翟永明的记忆中，很多人都会去看连环画。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少在“文革”以前，连环画店在成都非常多，与当时浮现在社会表面上的各种政治和文化运动相比，连环画是一种民间的文化形态，滋养了百姓的日常文艺生活。
“文革”开始后，成都的连环画店很快就消失了。但是几年后，下乡插队的翟永明跟随初中时代的好友代红去看望代红的姐姐，经过四川一个小县城时，居然又发现了一家连环画店。于是，诗人和友人哪儿都没去，花了几毛钱，看了大半天的连环画。
三年级时，已有相当阅读能力的翟永明用父母的借书证，从离家很近的成都西城区图书馆借阅书籍。由于每次只能借两本，她往往一天就读完，隔天就再借新书。求知欲和对阅读的痴迷，使她很早就接触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她很早就读了《红楼梦》，第一遍自然是囫囵吞枣地，而她自始至终认真阅读的，是大量的古诗词。
四年级时，“文革”开始。学习和生活的氛围一下子有了很大变化，原本正规、严谨的教育环境被彻底破坏了。虽然不像中学生那样参与当时的武斗，但小学也停课了，性格温和的翟永明并没有卷入比她年长些的同学发动的批斗老师的行动。然而，记忆中有两件事震动了她：一位同学的姐姐死于武斗；她在好奇心驱使下跟随同伴去看武斗后的游行，停放在一辆辆开过去的卡车上的死者吓坏了她。
学校停课了，生活转移到家所在的大院里。大院其实是解放前成都某军阀的公馆。现在看来很具保留价值但已遭拆毁的公馆，由7个院子构成，每个院子至少住五六户人家，来自各个阶层，翟家住的5号院内，大概有10户人家。“文革”开始之后，小学生翟永明的玩伴就是大院里和她同龄的孩子们。经历了时事震动，并已具有很强观察力的诗人，迄今仍记得发生在大院里的许多故事。有一天，也许她会把它们写进诗里，或写成小说和随笔。
翟永明第一次写命题作文之外的文体，是14岁的时候。当时她已经在成都市26中读初中，为参加学校的迎新活动，班级决定搞个原创性的节目，老师和同学们就鼓励翟永明写一首朗诵诗。那大概是翟永明创作的第一首新诗了，而且，这也成了中学阶段她所在班级的保留节目。
而翟永明成为真正的诗人，已经是在她写下第一首新诗的15年之后。
静安庄，成都，或纽约以西
也是在14岁的时候，曾经与翟永明失去联系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她，自此，两家人因为这个孩子而关系日趋紧张。翟永明被夹在中间，承受两个家庭带给她的双重压力，一度，她感到生活很不愉快，特别是与养母之间的关系最紧张。这也部分促发了她19岁时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
翟永明插队的静安庄在离成都不远的新都附近，插队后的她完全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劳作——刨地、插秧、收割稻麦、挑粪、种菜、打麦……样样农活儿都干过。打麦最辛苦，在所谓“红五月”，因为南方一年收种两季，所以五月是最忙的。五月有一段时间农民们会几天几夜不睡觉，连轴转，翟永明这辈子唯一一次感受过的情景——走路都睡着了，就是打麦时经历的。
《静安庄》是翟永明以插队题材写作的长诗。早年翟永明的写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重视诗歌的结构。她先是意识到某种场景，比如《静安庄》就是她下乡时的场景回放。在这首长诗中她以下乡的经历和感受为主要写作内容，先确定了静安庄这个空间，然后想到以描写村庄的一年作为思路，但又不是写四季，而是更关注与劳动相关的节气，因此，在较早的版本里，差不多每首前面都引用了和劳动有关的谚语和节气歌。写作前，翟永明先为长诗构想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结构，本来分为3个部分，以短诗组合而成的《静安庄》是第二部分，前后分别为两首长诗。写完后，她发现前后两首长诗并不满意，似乎多余，于是删掉，只留第二部分，成为最后定稿模样。
这首写于1985年的长诗《静安庄》，在今天读来，和当时国内引领文学风潮的寻根文学，在精神气质上相当接近，但有趣的是，那时的翟永明基本不看国内当红小说家的作品。她生活中的朋友多是艺术家，她更关注的是艺术和诗歌。
1977-1981年间，翟永明就读于当时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南技术物理所（时名兵器工业部209所）工作。报考工科当然并非翟永明所愿，毕业后，她主动放弃时人更青睐的、有发展前途的实验室，而选择去机关教育科工作。这当然和她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密不可分。1982年，她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人生伴侣和友人的画家何多苓。1986年底，她从单位辞职，过起了自由人的生活，写作之余，还在雕塑家朱成的工作室打工。自参加工作之后，翟永明就和成都的艺术家们建立了密切的关联，很多艺术家、诗人成为她迄今的挚友。
1984年完成的组诗《女人》，为翟永明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奠定了基础。这组分为四辑，由20首诗组成的大诗，昭示了“女性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出现。何为女性诗歌？女作者所写的不一定是女性诗歌，所写内容为女性生活的也不一定是女性诗歌。女性诗歌是以女性观察世界和理解文学的视角，展示女性独特经验的诗歌写作。组诗《女人》直接催发了80年代中期的“女性诗歌热”，一时间涌现了大批以抒写女性意识、女性体验为主的诗作，新一代女诗人以群体方式登上了诗坛。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翟永明还写有组诗《人生在世》、长诗《死亡的图案》、《颜色中的颜色》等。这些结构意识鲜明、激情奔涌的诗作，构成了她写作生涯中的第一个巅峰。1990-1991年翟永明赴美，寓居纽约并暂停写作。1992年返回成都后，她写下的诗歌展示了与此前完全迥异的风格。此前，常有评论家不假思索地把常在诗中书写“黑夜”的翟永明，比作中国的西尔维亚·普拉斯（美国著名诗人，因其诗作的自白风格及传达极端情绪而闻名），待到自美国返回，翟永明诗风大变，读者终于意识到，标签式的批评对于诗人翟永明已不再适用。
静安庄见证了翟永明的感受力和创造力，成都是诗人隐居并可以携带的故乡，而在纽约寓居期间，她与友人驾车穿越美国之行，则表现了诗人周游世界的浪漫与勇毅。
白夜酒吧VS潜水艇
在回忆文字中，翟永明描述她写作《女人》时期的状态：“在物理所的打字室里，有几个中午我与打字员小张偷偷地蘸着油墨印我的第二本油印诗集《女人》，阳光照在那些似乎不是我亲手写下的奇异的字句和我们墨黑的手上，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的油墨芳香，我似乎在从事一项革命活动，我想起９岁时与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一起印革命传单时的情景。”（《阅读、写作与我的回忆》）“写作”与“革命”，多么具有激发性的词语，年轻的诗人终于意识到她已“真正进入到写作”。
1986年，翟永明只印了20本的诗集《女人》经过朋友间的流传，被《诗刊》发现并选发，稍后她应邀参加了《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诗会过后，翟永明更强烈地感受到单位的刻板生活与外面精彩世界的对比，这使她决定辞去工作，从此过一种她心仪的艺术家的自由生活。多年以后，翟永明仍然认为，辞去公职，是她长久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1998年，翟永明与代红在成都玉林西路开办了“白夜”酒吧，写作之余，有了一份自己能够支配时间的营生。这也使她打开了视野并为她提供了观察社会的契机。酒吧开张10年来，翟永明一面继续写作，诗文风格也日趋成熟和多样；一面在酒吧举办影音周、读书会、诗歌朗诵等文化活动，“白夜”因此也成了成都的文化标志之一。自1986年第一本诗集出版迄今，翟永明已出版诗集７种，随笔与诗文集６种。
虽尚未明确规定自己下一步的写作计划，但翟永明十分清楚，忙完手头一本关于“白夜”酒吧的随笔集之后，她会停写一小段时间，调整自己，并开始新的诗歌写作。
正如她在一首诗中以“潜水艇”比喻自己写作时写下的：“潜水艇它要一直潜到海底／紧急但又无用地下潜／再没有一个口令可以支使它”。这样一种沉潜的、自由的、急迫而无功利目的的心理状态，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许也是任何时代真正的写作者应有的状态。
生活中的翟永明，是一位随和、朴实，非常容易相处的人。虽身为诗人，多在艺术家和诗人的圈子里活动，但她的朋友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年龄层。她的美丽不仅体现在容貌上，更是蕴涵在举手投足间所显露的内在气质上。2005年，翟永明入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50人”。2007年，翟永明获得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中坤国际诗歌奖·A奖”。
最后，让我引用一位策划人的话结束本文吧：
“女诗人翟永明在中国诗坛一直是一个神话和传奇，她的诗歌、她的容貌、她的情感、她的游历，都是这个神话和传奇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