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来先生的先秦儒学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儒家思想探源、孔孟荀哲学以及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等三大论域。陈来先生对先秦儒学的精深研究与独到把握，对于中国哲学学科乃至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陈来先生的先秦儒学研究不仅使原始儒家文化在今日焕发出新的光彩，更具有与西方文明对话的意义，可以为当代学人带来重要启示。
关键词：陈来 儒家思想根源 孔孟荀哲学 出土简帛文献 典范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1-19-26
先秦儒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研究的重镇，也是陈来先生学术工作中“沉潜反复”与“上下求索”的重要领域。不论是对“前诸子时代”的创造性阐释与宏观叙述，还是对孔孟荀哲学予以高屋建瓴的总结与诠释，抑或對出土简帛文献进行第一时间的贞定与探索，陈来先生的先秦儒学研究一直对于中国哲学学科乃至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进步与发展产生着奠基性影响。开卷畅哲思，掩卷起幽情，面对陈先生论著中汪洋恣肆的哲学思考以及博大精深的创获，试图对其进行全面论述乃至阐发固是徒劳，笔者兹从以下几个大方面入手进行粗线条的勾勒，以期凸显陈先生关于先秦儒学研究的学术特质与重要贡献。
一、反思与溯源：探论儒家思想的根源
对于儒家的历史起源，从汉儒直至近代学者多有所论。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学的发达，字源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以之为主导产生了许多“说儒”“原儒”的论著。通过对近代学者原儒的方法论进行反省，陈来先生认为：“这种字源的研究往往游离了儒家思想探源的方向，甚至产生误导的作用。”1无论是对“儒”字进行源流的考释，还是对相关的制度演变进行探究，都无法深入到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居于主干地位的思想之历史来源的根本性问题。陈先生撰写的专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及其姊妹篇《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即意在通过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通过详细阐明中国古代文明的精神文化大传统的演进，全面客观地追溯儒家思想的根源。
不同于持西方立场的黑格尔将中国、印度以及西方视为精神发展的三个递进序列；雅思贝斯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认为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经历了“超越的突破”，由原始阶段一跃至高级阶段，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灿烂图景。这种理论为晚近的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助力。陈先生曾指出：“轴心时代”不仅是一有说服力的新史学观念，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多元文化观念在历史领域的重要体现。1但更为关键者，陈先生并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直接将这套理论套用于中国古代的研究，而是结合历史实际情况，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发现“轴心时代”作为世界文明史的突出现象固然令人瞩目，然而不同文明由“前轴心时代”发展为“轴心时代”的道路和方式其实各不相同。不同于西方世界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所发生的对立、反抗、断裂等方式，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一大特色是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具体表现为在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因革损益的关联。2从周公—孔子的延续性来看，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三代以来的文化发展的关系也是延续中有突破、突破中有延续的。也正因此，陈先生认为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寻找决定历史发展的“轴心”，便不能仅仅着眼于春秋战国，而是应进一步向前追溯，更加注重“前轴心时代”思想与文明的演进轨迹。
陈先生广泛地交叉使用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研究方法，对“前轴心时代”的宗教与伦理观念作了综合性的思想史研究。通过探讨“巫觋”“卜筮”“祭祀”“天命”以及“德行”等一系列主题，陈先生发现与西方的神话信仰不同，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并没有一个神话时代作为背景和出发点，因为宗教的伦理化在西周初期即已完成。整个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并未因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转向超越的无限存在，而是更多地意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性，趋同于此世与“人间性”。这与其说是一种“超越的突破”，毋宁说是一种“人文的转向”。3这种“人文性”体现在三代文化发展进程中，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中所发展的那些内容，不是与西周文化及其发展方向对抗、断裂而产生的，而是与西周文化及其走向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结关系。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因此，西周思想为孔子及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与德性伦理的基础，是儒家产生的土壤。进一步回溯，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成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更向前溯，从龙山文化以降经历了中原不同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也为西周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以及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等奠定了基础。因此，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时代初期以来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体现出三代传衍的传统与精神气质，儒家思想与古代文化发展的进程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4质言之，这种“人文”特质的延续，更符合“前轴心时代”思想承传演进的轨迹。
陈先生还借用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所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界分，认为前者可以体现社会上层生活和知识阶层代表的分化，近乎精英文化或精雅文化，而后者则是一般社会大众的下层文化。5一般而言，在文化早期进程中，大小传统的分离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碑界，因为任何一个复杂文明的特色主要是由其大传统所决定的，大传统的构成与发展显得尤为关键。因此，研究早期文明发展必须注意大小传统的分离以及此后大传统的型构，因为大传统往往会规范、引导整个文化的方向，成为型塑文明传统结构形态的主要动力，进而形成整个文明的价值内核。针对大小传统的区分，陈先生展现出对大传统更迭历程的重视。通过对“前轴心时代”大传统演变的研究，先生指出在早期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巫术在第一次分化后（祭祀文化取代了巫术文化的主导地位）虽然仍保留在民俗文化中而成为小传统，并在以后几千年中通过各种方技术数凝结为小传统的一套体系，但其影响力已大大降低。祭祀在第二次分化（礼乐文化取代了祭祀文化的主导地位）演变为国家宗教活动的形式和最普遍的祖先祭祀，也已经不能代表大传统的精英文化。从礼乐文化到诸子思想，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借助文字表达的权力最终形成对后世有强大范导作用的大传统。1陈先生意在指出，随着这种大传统型塑的文明气质变得相对恒定持久，儒家思想便会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瓜熟蒂落的结果。这种复杂的演变历程，绝非仅仅通过对某一文字进行考辨所能解释的。
可以说，陈先生将研究重点放置于哲学发生的“前夜”，与西方世界将前哲学研究集中于自然哲学一些早期观念的发展不同，先生是以中国固有的子学意识去观照整个“前轴心时代”的思想文化，将孔子之前的春秋文化作为诸子学发生的思想前史来研究，对早期文化的演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索。陈先生通过翔实的材料与缜密的分析，指出儒家思想之所以发生并且在汉代以后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或主导地位，除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产物，接续着三代文化传统及其所养育的精神气质。儒家思想的一些要素在三代的发展中已逐渐形成，并在西周成型地发展为整个文化有规范意义的取向。儒家和孔子的思想由以发展的大量思想资料在西周至春秋已充分发展出来，西周的思想又以夏商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为背景与基础。西周时代是中国文化的文化模式与文化取向开始确定和成型的时期，孔子以前的儒家思想要素，正是参与了这一过程的建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孔子以前就已经有儒家思想了。2先生的研究不仅全面客观地追溯了儒家思想的根源，更揭示出儒家文化何以能历久弥新，经过长期演进与发展一直居于中国文化的主干地位。张光直先生称先生的研究是“用哲学家的写法作古史的研究”，余敦康先生认为是“用史学家的写法作哲学的研究”3，这体现出先生的研究是史学与哲学的结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最终为儒家思想的根源以及“前诸子学史”提供了一套难以撼动的理论框架与解释路径。
二、总结与诠释：纵论孔孟荀哲学
孔孟荀哲学一直是先秦儒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对于孔孟荀哲学的叙述与研究几乎占据了任何版本《中国哲学史》先秦部分的主体。陈来先生对孔孟荀哲学一向注目，其中既有系统性的总结，又有创造性的诠释。201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下文简称《讲稿》）。是书根据陈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相关课程讲稿整理而成，以孔孟荀哲学为主体，基本反映了陈先生对于先秦儒学的整体理解。结合其他相关论文，笔者现对陈先生孔孟荀哲学诠释中的精要之处予以略述。
（一）孔子哲学
陈先生曾高度评价孔子的思想贡献：“孔子的贡献一方面是综合总结了春秋以来有关的思想；另一方面是从西周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第一次系统发展出个人修身与理想人格的伦理学体系，即‘君子德行’，亦即一种人格伦理学（德性伦理包含于其中），更广义地说，乃发展了一套完满的人生理想。”4可以看出，先生对于孔子的评价既包含了历史发展的维度，也融入了中西思想比较的视角。与一般哲学史论著重在阐发孔子的君子观、仁礼哲学思想等不同，在深入思考与整体通观之后，陈先生重点提揭出孔子思想中的“学论”与“德论”，并与西方的德性伦理学展开比较，从而凸显出孔子思想的普世价值。
众所周知，《论语》以“学而时习之”开篇，但为何作如此编排，历代注家往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陈先生结合孔子思想的整体面貌，高屋建瓴地指出：在西方，古希腊以“爱智”为哲学的精神特色，为后来的西方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塑造作用；但中国古代哲学并非以“爱智”为特色，而是以“成德”或“明德”为特色，并且孔子思想中“好学”的观念与之紧密相关。可以肯定，“好学”绝非孔子思想中的普通概念，而是具有核心与基础意义的概念。《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开篇，就是好学者的一种自道，证明好学者首先是将学看作一种乐事。1与之相关，儒家自孔子始即特别重视教育思想。正如陈先生所论，孔子的教育不仅重视知识性的“学文”，更强调德性的“学道”，尤其强调“自我学习”的重要性并以“圣人可学”的观念来凸显君子理想人格对于“学”的典范引导意义。概括而言，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以君子为学习的模范，以德行优于知识，以圣人人格为培养目标，强调成人或全人的教育理念，突出“学”的自我主动性意义，着眼在把人变成全面发展的高尚的人。儒家教育思想不仅仅是狭义的对教育的认知，更蕴涵着整个古典时代对“人”的理解。2因此，对个体而言，“学”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完善自己，实现自身潜能。从“学论”出发，孔子的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才得以全面展开。
西方世界所强调的“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为典型形态。与之相比，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虽然在理论上辨析不多，但却具备悠久的“德行论”传统，即古代文化中德行方面的条目数量远超西方。3先生特别指出，孔子作为早期德行论的综合者与总结者，继承并发展了西周春秋时期的德行概念，并在传统礼乐文化的德行论体系中加入了新的道德精神，开创出儒家悠久的“德行体系”。具体而言，孔子与春秋以及前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别突出“仁”这一德。对于孔子，“仁”不只是“德”，而且也是“道”，即仁不仅是德性，也是原则。从孔子所重的忠恕一贯之道来看，孔子的伦理思想不能全部归结为“德性伦理”；孔子一以贯之的“道”不是那些单方面的德性，而是社会道德生活的根本原则和定律。孔子伦理思想虽然包含了承继传统而来的德行论面向，但其整个思想已经超越了德性伦理的形态。4因此，孔子的思想重在强调君子的整体人格，德性伦理只是孔子道德思想和人生哲学的一部分。
（二）孟子哲学
在《讲稿》中，陈先生通过“仁政”“君民”“性善”“仁义”“修身”等五论，对孟子思想进行了全盘性的总结。其中，先生特别指出《孟子》前五篇偏重于政治思想，孔子思想更多关注并发展了周代正统思想中“敬德”的向度，而孟子则更多发展周代思想中“保民”的一面；《孟子》后两篇则更侧重于人性论及修身学说，可以看出孟子的君子观比孔子的气象更为宏阔。5
沿着对于孔子“德行体系”的分析，先生认为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思想，一方面又有发展变化，尤其表现为传统的主要德目在孟子思想中已经从德行条目渐渐发展出德性的意义，此即孟子的“德性论”。先生指出，孟子道德思想的德目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以仁为首要的道德观念，同时又对义礼智作了新的阐发。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主德，重视德的内在化，主张仁义礼智信都是德性，都可发为德行；又主张四德是先验的德性，不是外来的，这些都是与孔子的德行理论明显不同的一种发展。孟子德论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仁义连用、以礼为德，其四德说具有道德德性的统一性。由孟子的德论可以看出，古典儒家的德目概念往往兼指德行、德性、原則等，不能笼统指称，需要加以辨析。同时，古典儒家德论的特质在于做什么样的人和做什么行为是一体的，并不存在品质与行为的割裂，这一点足以为当代伦理学提供有益借鉴。1
孟子人性论一直是学界争讼不已的话题。陈先生在重视孟子“性善”说的同时，又特别指出学界较为忽略的孟子“性命”观念，而二者正构成了孟子人性论的二重视角：重本体与重工夫。就前者而言，孟子以性善论人性，强调“四心”是人性善的内在根源，主张通过“存心”的方式来保有四心；就后者而言，孟子是以性命论人性。陈先生通过对孟子“食色，性也”、“形色，天性也”的分析，指出孟子也承认人性中存在感官欲望的部分，这一部分既会受到外在必然性（“命”）的制约，也需要人在道德意识与感官欲望之间确认价值的合理性以作为人的本质，从而达到生命的充分实现与完成。因此孟子人性论的二重视角直接通向道德选择问题。只有将本体与工夫二重视角结合，才是孟子对待人性的完整态度。2陈先生不仅更为圆融地阐发了孟子的人性论，更揭示出孟子人性论在工夫修养方面的意蕴。
此外，应中国孟子研究院之邀，陈先生等7位学者于2016年在孟子故里对《孟子》七篇进行了系统详细的解读，并出版了《〈孟子〉七篇解读》系列丛书3，这是近年来孟子学研究乃至儒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标志性事件。陈先生重点解读了《孟子·梁惠王篇》。在逐章逐句解析文意的基础上，陈先生尤其重视分析经典意涵以及“仁政”等孟子核心问题的古今之变与现代价值。可以说，对于该篇的解读是陈先生读书方法的一次集中呈现，值得广大学者重视。
（三）荀子哲学
从总体上看，陈先生认为荀子哲学于孔孟有所继承，如孔子的好学论、君子论，孟子的王霸论、义利论等。但荀子的特色在于其全部思想都是为礼义规范或礼法等级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进行论证，这与荀子当时旧的封建制度向新的集权制度的转型已近完成、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和地主制国家即将出现的政治背景是密切相关的。荀子所强调的“礼法”是新的官僚国家制度，其对等级制度及其规范性体系的论证，既适应和反映了当时的需要，也表达了早期儒家对社会组织原则与方式的一种理解。4社会大背景的转变及政治哲学的视域是陈先生诠释荀子思想时重要的切入点。在《讲稿》中，先生从“分群论”“隆礼论”“性伪论”“心君论”等四个角度诠释荀子，即缘上述背景展开。在《“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一文中，先生通过分析荀子对陋儒与贱儒、大儒与小儒以及雅儒与俗儒的区分及描述，指出荀子说儒不仅是一种自我理解，也充满了面对新的时代进行新的政治实践的诉求，说明荀子重视的不是文化的儒家，而是政治的儒家，期待大儒能够全面领导政治社会走向统一与秩序。陈先生将荀子的这些思想称为“政治哲学的转向”，认为其不仅影响了秦代政治的发展，也对西汉前期儒学的发展波及甚远。5
孟荀人性论的差别问题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显题，陈先生对此早有论析。先生认为，孟子的心性论是心性儒学的特色，指向教育和修身；荀子的人性论问题意识并不是从德行出发，而是从国家、政府、权威的必要性和自然状态着眼。与孟子不同，荀子的人性论明显不是其德行论的基础，而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与西哲霍布斯是一致的。在荀子对于人性的理解中，因为人性恶导致人需要礼制，但人能建立礼制并服从它又因为人有理性。所以，在荀子哲学中，理性虽然隐藏着，但其作用无所不在。礼制的建立与起源本质上是人的理性面对社群生活的现实和需要所做的创制，道德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制礼的圣人就是人类理性的化身。一言以蔽之，人心能知其本性欲望，学习社会规范和习俗，修养性情而发展德性，发展心之所好而使理性彰明和成熟，此即荀子政治哲学背后所预设的“人性公理”。1
三、贞定与开新：析论出土简帛文献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或出土或发现了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以及上博楚简等与哲学思想史有关的简帛文献。简帛文献的出土与发现，为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极大丰富了古代哲学的思想世界。尤其是其中的儒学文献，对于摆脱一直以来先秦儒学研究仅有孔孟荀三人而对于儒学传承以及孔门七十子后学缺乏可信可征材料的“史料困境”，对于重建原始儒家的谱系，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曙光。起初，学界在简帛文献整理、文字释读等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但在哲学思想探讨方面却罕有进展。90年代随着陈来先生等学者的关注与加入，这一情况得到了极大程度扭转，思想史学者逐渐在简帛文献方面显示出自身优势。这为综合探讨简帛文献的思想新知提供了良好条件，更在局部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了简帛文献研究走向系统化。概括而言，陈先生对于简帛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为竹简帛书《五行》篇；其二为郭店楚简，以《性自命出》篇为中心；其三为马王堆帛书《易传》。除了已经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外，先生的相关研究还曾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为名，于2009年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
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与郭店竹简《五行》篇是陈先生简帛文献研究的重点。《荀子·非十二子》曾批评子思孟子一系编造“五行”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一直以来，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明材料，学界对于荀子所言“五行”说究竟何所指难免停滞于揣测与臆断。竹帛《五行》篇的出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庞朴先生揭橥其端，指出《五行》的思想内容即是荀子所批评的子思孟子一系传承的“五行”说，这一说法逐渐被学界所认可。2然而，帛书《五行》篇可区分为“经”“说”两部分，竹简《五行》篇有“经”无“说”，这充分说明帛书《五行》篇的“经”“说”并非同时完成。因此，探论帛书《五行》篇两部分的作者及年代，成为学界首先关注的问题。代表性观点如庞朴将经部归为子思或孟子之前的子思弟子，将说部归为孟子之后思孟学派的弟子；魏启鹏认为帛书《五行》当属战国前期子思氏之儒的作品，在孟子之前；黄俊杰则将《五行》篇的时间断定为孟子之后，是思孟后学的作品。3帛书《五行》篇年代及作者判断的模糊性，也为学界的后续研究带来了一定困扰。对此问题，陈先生提出了“竹帛《五行》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即认为《五行》经部为子思本人所作；说部为孟子所作，代表了其学于子思之门人的中年时期的思想，亦可能经历了孟子后学的若干增饰与调整。陈先生指出：既然我们承认帛书《五行》篇的思想属思孟学派，经部乃成于孟子之前且与《缁衣》篇同抄，这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五行》经部为子思所作（或传为子思所作），只有作这样的结论，“子思唱之”才有坚实的证明；同理，在此基礎上我们只有肯定《五行》说文为孟子所作，才是对“孟轲和之”的最好证明。4依此，我们才能顺理成章地正面解释荀子“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讲法，相关的思想史叙述才能得以坐实。
“竹帛《五行》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堪称陈先生《五行》篇的研究纲领。先生又从文献考订以及思想的内在理路出发，析论《五行》经部与子思思想的关系以及说部与孟子思想的关联，从而完成了对于《五行》篇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并为“竹帛《五行》为子思、孟子所作论”提供了进一步印证与支持。在《竹简〈五行〉与子思思想研究》一文中，通过对《五行》经部“善”“德”等概念以及“仁”“圣智”等德性的分析，陈先生认为：《五行》经部作为子思对德行的讨论，更为强调德的内在性，强调内在意识的发端对于德行实现的根本性与原初性，这些思想为孟子性善四端思想的提出起到了奠基作用；经部对于“善”与“德”的区分包含了超越性的面向，为《中庸》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基础；经部在重视圣智观念的同时又不忽略仁义的重要地位；经部的“圣”“智”说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强调尊贤，这与史载子思政治实践的一贯主张完全一致。1在《帛书〈五行〉说部与孟子思想探论》一文中，陈先生通过说部中“德气说”“聪明圣智说”“天道说”“仁义说”以及“大体说”等与孟子思想相通相合之处的分析，通过对说部与《孟子》相似文语的援引，指出说部总的倾向是突出仁义说在全篇的优先性，并取代或覆盖圣智说在竹简本中的地位；《五行》说文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表达上，都与孟子具有密切关联。2陈先生对于《五行》经说的撰作年代与作者归属的贞定，彰显了经说各自的思想史意义，便于学界更加明确地安置《五行》篇的历史地位；同时，对于“思孟学派”这一语焉不详、争论较多的学派，陈先生的研究也有助于朗现其思想展开与承传的脉络。
此外，近年来陈先生还将《五行》篇倡言的“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与《六德》篇主张的“圣智仁义忠信”六种德行比照，并借助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角色伦理”等概念，指出《五行》篇重在从内在化、普遍化、性情化等方向理解并处理德行问题，而《六德》篇强调德行的角色化、社会化。《五行》属于德性伦理，《六德》属于角色伦理，这显示出早期儒家伦理内部包含了不同的发展取向。从文化继承的角度说，德性伦理因其普遍化性格，比较容易处理其继承的问题；角色伦理存在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特殊性相联结的成分，在现代人的继承时就必须加以明确扬弃，予以创造性地继承。3可见，陈先生不仅为简帛文献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更提出了“简帛文明如何进行现代转化”这一新的课题。
《性自命出》在郭店楚简中不仅是内容最长的一篇，也是较难解读的一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陈先生是最早对《性自命出》进行论析的学者。陈先生认为，《性自命出》是郭店楚简中最具哲学性的一篇，应属子游氏之儒的作品，有助于我们对子游氏之儒的哲学思想具备可把握的面貌与头绪。4先生于《性自命出》最注重人性论思想，认为该篇从天—命—性—情—道的逻辑架构来讨论人性的本质与作用，主张命自天降、性自命出、情出于性、道始于情等思想，其特质接近于先秦普遍流行的“自然人性论”，符合早期儒家人性思想的主流。5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明确揭示出先秦早期儒学对于人性问题的主流看法，与之相比，可知学界聚讼不已的孟子“性善论”及荀子“性恶论”，其实在儒学前期发展中反而是较为独特且少有的。
马王堆帛书《易传》也是陈先生特别关注的文献。首先，通过对帛书《易传》学派归属的细致分析，陈先生认为孔门本有传易之学，于史有据，而帛书之出土，又复证焉；相反讲先秦道家有传易之学，且宣称“帛书《系辞》为战国晚期老子一派传本”等说法则于史无证，亦与《老子》“绝学无忧”“为道日损”的立场相悖，值得怀疑。6陈先生的论证与观点，基本坐实了《系辞》确为儒门传易文献，更有力地动摇了“《系辞》道家说”。其次，通过对帛书《易传》不同篇目思想主旨与观点特质的分析，陈先生认为先秦易学可以按照地域划分为鲁儒易学、齐儒易学以及楚儒易学三个主要流派，三派虽然不一定同时，也可能发展有先后，但是三派在解易、学易等方面宗旨互有不同，这在帛书《易传》中有突出表现。1再次，陈先生通过对帛书《易传》中《缪和》《昭力》等篇政治思想的分析，指出帛书《易传》发挥了孔子解《易》的思想，强调变化的历史观，提倡忧患意识，同时主张以德治国，又包含了比较全面的君道思想，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儒家在诸侯国政治实践方面的主张，符合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特色。2这些研究体现出陈先生将出土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苦心，通过细致对比、阐发二者的异同，从而在坐实相关结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丰富已有的思想史研究。从中，我们实可窥见陈先生作为中国哲学研究通家的造诣与规模。
四、结语
上文笔者分别从儒家思想的根源、孔孟荀哲学以及出土简帛文献等几大代表性论域入手，介述了陈来先生的先秦儒学研究。当然，与陈先生体大思精、哲思宏富的论著相比，笔者的介绍难免挂一漏万。陈来先生指出：“儒家是传承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要学派。儒家所传承的以《五经》或者《六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不是一家一派的、或某一个宗教的经典，而是一个文明的经典，即中华文明的经典。……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儒学在历史上对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发挥了主要的积极作用。儒学在形成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儒学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应当承认，不具体阐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源头与演进脉络，不揭示儒家文化对于早期中华文明的奠基性意义，我们就无法真正领略几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生生不息、赓续不断。从这一角度讲，陈先生的先秦儒学研究无疑具有开拓与典范意义。笔者认为，综观陈先生的先秦儒学研究，除了可以给广大专业学习者提供广博的视野与丰富的理论知识之外，更可以提供读书治学的方法论指引：其一，学术研究虽“术业有专攻”，但在研究视野及治学路径方面应打破学科壁垒，进行以问题为中心而非局限于自身学科背景的研究，直抵问题的本原。其二，坚持“世界眼光”的同时更要具备“中国意识”，在不囿于西方模式与框架的前提下突出中华文明的特质。其三，学术研究在基础上应建基于翔实的资料与精当的分析，在取向上更应具备超乎其上的人文关怀。以上三方面可谓陈先生学术研究中一体之三面，共同铸成其宽广的研究视野与谨严的学问气象。冯友兰先生晚年曾以“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联自勉，而陈来先生正是通过扎实缜密的阐发，使悠远的原始儒家文化在今日焕发出新的光彩。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Chen Lai"s Pre-Qin Confucianism Research
Niu Zezhen
Abstract： The Confucianism research fields of Professor Chen Lai involves three parts： the tracing of Confucianism， the studies of Confucius-Mencius-Xun zi， and the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excavated bamboo books and books copied on silk. His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research for Confucianism deeply influences Chinese Philosophy study eve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Humanities and Arts. His researches not only refresh the Original Confucius study， but also enlighten modern scholars by endowments of communicating with Occident.
Key words： Chen Lai； the tracing of Confucianism；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us-Mencius-Xun zi； the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excavated bamboo books and books copied on silk； model
責任编辑：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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