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于2010年开工，然而，论证尚不充分。相关领域的许多专家，特别是长期在该区域工作生活的四川学者，从地质、生态、水利、经济、社会、宗教、替代方案、科学决策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汇集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其中尤其对是否存在“安全岛”和“避让”可能、调水量是否可靠、投资预算和运作方式、超乎寻常的移民难度和文物保护难度、西线调水与国家能源战略和生态安全、全局利益和替代方案、公平性和科学决策机制等问题，提出了令人震撼的质疑和结论，专家们还提出应从源头治理生态、恢复若尔盖湿地功能、调整工业布局、加大中线调水（重庆开县小江调水方案）、长江黄河水电互济等多方面来缓解北方缺水，并认为，西线工程不仅仅是技术工程，而且是社会工程，科学决策应包括广泛征求各界专家和老百姓意见。本文的作者作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编者之一，就该书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涉及的这些重大问题进行综述和探讨，希望西线工程论证和决策能够更加科学，尽可能避免和降低风险。
[关键词]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重大问题 替代方案 科学决策
[中图分类号]F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1-0049-07
[作者简介]刘世庆（1950—），女，重庆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西部大开发研究。
中国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为缓解北方缺水，我国规划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拟通过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江河相互连通，构成我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布局，形成中国的大水网。据报道，南水北调工程总长3500公里，投资近5000亿元，调水总量设计为448亿立方米。西线方案计划从长江上游引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之水入黄河上游，因调水区低于受水区，工程需要筑高坝蓄水，挖长隧洞打通巴颜喀拉山，建“六坝七洞”，100米以上的拦水高坝6个，最高坝达193米，隧洞全长1022公里，90%需穿越川境内分水岭，且深埋地下数百至上千米，整个西线工程全长1073.3公里，调水规模为年平均170亿立方米，总投资3040亿元（2000年价），主要解决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6省（区）缺水问题，用途为三个部分：农业用水、工业和城市用水、冲沙用水。2002年12月27日，中央政府宣布，东线和中线同时开工，西线工程则设想于2010年开工，分三期实施，2050年完成①[1]。
西线工程调水区和施工区均位于仍在不断抬升的青藏高原腹地，地质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地质构造呈断裂活动性和地震活动性，是著名的鲜水河－炉霍断裂带和地震地灾高发区，这里地域广阔，条件恶劣，监测点分布稀疏，实地考察难度较大，数据缺乏且年代久远，因此可能存在重大决策失误的隐患。加之特殊的宗教文化和牧区移民，其风险和难度远超巨无霸的三峡工程。相关领域的许多专家，尤其对青藏高原最为熟悉最有研究的四川学者，对西线工程是否存在“安全岛”和“避让”可能、调水量是否可靠、投资预算和运作方式、超乎寻常的移民难度和文物保护难度、西线调水与国家能源战略和生态安全、全局利益和替代方案、公平性和科学决策机制等问题，提出了令人震撼的质疑，并提出了从源头治理生态、恢复若尔盖湿地功能、调整工业布局、加大中线调水（重庆开县小江调水方案）、长江黄河水电互济等缓解北方缺水的替代方案。学者们认为，西线工程不仅仅是技术工程，而且是社会工程，科学决策应广泛征求各界专家和当地老百姓的意见。本文从地质、生态、水利、经济、社会、宗教、替代方案、科学决策机制等方面对西线工程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综述和探讨，希望西线工程论证和决策能够更加科学，能够尽可能避免和降低风险①。
一、是否存在“安全岛”和“避让”可能
地质问题可能成为制约西线工程的硬伤。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主持的西线工程地质评估报告认为：“一期工程处于可可西里－金沙江地震带中地震活动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是青藏高原强烈活动区内相对弱活动区之一。”谈英武对工程前景也表示乐观，“虽然西线工程处于世界屋脊，面临的地质状况极为复杂，但我们在工程技术上已有这个能力，施工上不成问题。”他介绍，“我们要对地质问题加以优化，避开地质复杂地区，利用地质条件相对稳定的地区进行施工。”[2] 然而，根据长期研究青藏高原的四川地质专家的研究成果，这种结论可能过于乐观甚至可能完全背离实际。最致命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否存在“安全岛”和“避让”可能。青藏高原地质和山地灾害与生态环境研究专家刘宝王君、潘桂棠、陈智梁、黄润秋、周云章、罗建宁、孙志明、张信宝、吴积善、汪阳春、陈国阶、马东涛、陈书涛、尚宇鸣、涂建军、鲁加果等一致认为：西线工程调水区位于还在隆升的青藏高原，地质条件复杂，地质构造呈断裂活动性和地震活动性，地震地质灾害难以避让。西线工程调水区和施工区地质上为川青地块及其南缘鲜水河断裂带，由于受印度/欧亚板块碰撞和直至现今的板块汇聚作用驱动，川青地块及其周边的断裂带再次趋于活跃，已有资料表明，鲜水河断裂带为我国西部的强震带。鲜水河断裂带紧邻一期工程区西南端处，区内存在五条主要的断裂带，与西线一期工程引水线近于垂直相交或大角度斜交，使主体工程不可能避让，且工程区所在地块具有连续变形的基本特征，是否存在“安全岛”值得研究，尤其是判别“安全岛”时必须与“地震空区”严格区分开，以免造成严重谬误[3]。
第二，该区域存在的“位移”现象及其可能带来的灾难。著名地质学家刘宝王君院士等指出，四川学者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早在1991年开始合作对青藏高原进行的观测研究并提出的“位移”等重大研究成果，在黄委会所作《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没有反映（似乎还不知晓）。刘宝王君、潘桂棠、陈智梁、鲁加果等指出：西线工程地处横断山北段，平均每年有4～5毫米的左旋平移，沿活动断层带一次突发的地震可使“位移”达数米！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变事件，当前是不可能被征服和改造的。规划调水中的线路将要通过这些活动断裂带。可以认为，该区域的这种“位移”现象不仅会给一般工程带来困难，对于深埋长隧洞更是一个致命打击[4]。
第三，是否有足够的观测数据作为决策依据。据GPS动态监测网专家陈智梁教授的报告，西线工程调水区地质条件复杂，研究程度相对较低，且不均衡。整个工程区除了20世纪80年代作过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外，直到2005年，没有进一步的区域性野外考察和专题研究来深入认识川青地块内部的地壳变形的特征和性质。而且，虽然目前GPS动态监测网已基本覆盖了全国，但监测站主要分布在交通沿线和某些重要的地震带，青藏高原腹地观测站密度稀疏，不少地方存在空白[5]。
西线工程还可能进一步诱发恶性地灾。在青藏高原强烈活动和抬升、工程区新构造运动活跃，特别是工程区位于著名的鲜水河—炉霍断裂带、隧洞埋深较大特长且穿越多个形态复杂的复式分水岭等背景下，西线工程将可能进一步诱发严重的工程地质灾害，如地震、涌浪、溃坝、塌陷，甚至危及阿坝县城安全且修复极端困难[6]。
二、青藏高原三江源头:
生态的极端脆弱性让学者揪心
西线工程调水区和施工区位于青藏高原，是人类重要的自然保护区。该区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青藏高原更有世界水塔之称，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全世界划了200个优先保护的生态区，中国有4个，其中3个在青藏高原。该区域保护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球均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重要性。青藏高原又是生态环境十分敏感和脆弱的区域。青藏高原地质专家和生态环境专家倪师军、朱利东、伊海生、蔡登高、潘开文、陈国阶、马东涛、谢天、刘永顺、张信宝、吴积善、汪阳春、李渤生、杨勇、欧国强、游勇、宋常青、刘晓鹰、陈光建等，分别从生态、气候、湿地、生物多样性、黄河缺水原因等角度进行了讨论。认为：西线工程有可能打破该区域的自然生态平衡。比如，诱发地震、滑坡和泥石流，径流量大幅减少甚至某些地方断流、地下水位下降、两岸森林植被破坏、谷地温度迅速上升、蒸发量大增、干热河谷扩张，沙漠化、荒漠化、草地退化、冰川退缩、雪线上升，水土流失加剧，草原、湖泊、沼泽面积缩小（若尔盖湿地加速退缩甚至死亡）等等，影响之大，可能波及四川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生物多样性也将受到严重威胁，调水工程区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浩大工程将直接改变动植物生存环境。在调水区，高等植物种类达1.2万种，占全国的1/3，其中特有种类占1/4。而鸟、兽分别有500种和180种，且珍稀、濒危种类多，全国87种重点保护兽类，该区即有42种。脆弱的环境难以承受人类对她的任何改变，这种改变甚至会产生不可逆的后果。河源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气候寒冷，平均气温在0℃以下。高寒地区与一般地区不同，地表稍有扰动就会引起环境的很大变化，尤其是植被受到破坏后，地表失去保护，土温增加，将加速冻土融化。该区域天保工程效果与内地的强烈反差（由于高寒高海拔，树木生长极为困难）、西藏一江两河开发的失败等，对我们是极为深刻的教训，西线工程决策要引以为戒[7]。
据杨勇为队长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独立考察队2006年夏对长江源头进行的独立科学考察和杨勇的介绍，调水源区水系和工程规划水库坝群还存在长达几个月的河流和水库封冻问题，其产生的冰凌现象将导致河流凌汛，危及水坝安全，长距离回水水库淹没当地牧民越冬牧场，而这些重大问题尚未引起规划部门重视[8]。
三、可调水量:
学者结论与规划结论的巨大差异
可调水量是工程是否可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全球变暖、雪线上升、冰川后退的大趋势下，西线调水量前景难以乐观[9]。倪师军等介绍：长江之源——各拉丹冬岗加曲巴冰川从1970～1990年20年间，冰舌末端后退了500米，年均后退25米。湖泊萎缩，有些湖泊已成为盐湖，有些湖泊已干涸。1990 年考察时，勾鲁错还是面积达23.5平方公里，水深在1.5米以上的大湖，1998年已完全干涸，仅部分区域留下1～2厘米深的饱和盐水。淘金者和偷猎者的大量侵入，在河流两侧乱挖滥采，是造成植被严重破坏的一个原因，但不可忽略的另一个原因是降水量减少使得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在青藏公路沱沱河、楚马尔河河滩已有流沙堆积[1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近日发布的《2006 年人类发展报告——透视贫水：权力、贫穷与全球水危机》也指出，由于全球变暖，中国冰川正在加速融化，特别是作为中国主要蓄水池的西藏冰川面临着下世纪消失的风险。该报告称，冰川缩小很可能对中国建设大型分流工程和水利项目重新分配水资源的努力构成巨大威胁[11]。
河流生态要求对西线调水量也构成极大的限制。国际公认，大江大河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如果超过40%的警戒线，将导致河流生态系统的恶化甚至死亡。而西线一期工程规划从雅砻江、大渡河5条支流的调水量占5条支流多年平均径流量的60%～70%，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维持河流生态生命的最低要求，对河流生态生命的负面影响巨大，且不说这个调水量是否可靠。
四川调水的紧迫要求也将会使西线调水量大大减少。四川盆地数千万人口，主要集中在沱江流域和岷江流域，现在这些河流的开发率和使用率已经很高，有的已高达百分之六七十，急需从大渡河调水补充。一旦这一地区发生水危机和生存问题，危及人口众多，解决问题更难，可能导致严峻的社会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教授反复强调，西线工程要统筹考虑，要充分重视四川的缺水危机，计算西线工程可调水量时要扣除四川从大渡河引水济岷江（引大济岷）的需水量[12]。
四川学者和当地居民均对《规划》提出的可调水量提出质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鲁家果教授对可调水量进行了详细推算,即使不考虑上述因素，他认为最多只能调103亿方，与《规划》提出的170亿方的结论相差巨大[13]。
笔者认为，西线调水还要考虑给调水区留出未来发展空间。调水区主要在甘孜藏族自治州，这里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若以全国平均发展水平计，所谓水资源的“富裕”状况就会大打折扣。甘孜州未来发展中也很可能会面临目前西线工程规划者提出的立论依据：若干大型项目因没有水不能上马。如果再加上雪线后移、生态恶化等，现在水资源看起来富裕的甘孜州，今后未必长期如此。在计算调水量时，一定要为甘孜州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留出未来发展空间。
四、投资预算评估:进一步制约工程可行性
投资预算、投资来源及运作方式，同样也决定着工程的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工程实际投资远远超过预算，在我国已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在西线工程中也受到学者质疑。鲁加果教授经过详细测算认为，实际投资将远远超出规划的预算。他指出：“从静态投资看，一期工程加配套工程投资应为895亿元，依此比例计，加配套工程投资，二期应为1223亿元，三期应为3682亿元，合计静态投资5800亿元（2000年一季度价），这还不包括移民、淹没补偿及生态建设等费用；从折算动态投资看，由于工程将分别于2010年、2020年、2030年开始施工，资金也将分期分年度投入，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数据，1991～2003年投资价格指数从100上升为186.4，12年中每年平均上升5.326%，由于投资价格的上升，以实际投入使用当年价格计算的动态资金，一期工程为1919亿元，二期为4393亿元，三期为29872亿元，合计以投入使用当年价格计算的动态资金将达36184亿元。”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以调水170亿立方计算，每立方调水工程平均投资为218.8元。如此巨额的资金，如何筹集？如何偿还？按生产成本（含折旧）、费用两项计算的成本水价，初步估算每方水将达10元以上[14]。这样贵的水谁用得起？如果鲁家果教授的预算可靠，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对西线工程合理性、经济性、可行性的质疑。
我们认为，除了针对工程的预算，还应评价总福利。我们的许多大型工程由于体制和多方面原因，事实上造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区域成本及区域效率的扭曲，只是比较隐蔽。西线工程还应评价机会成本、生态成本、地质风险、总福利，避免西线工程产生扭曲成本的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调节作用[15]。
西线工程的资金来源和运作模式，也应该不同于东线和中线。据有关部门介绍，西线工程投资可能由调水实施后黄河上游新增发电收入提供，姑且不谈这是否公平合理，就是从西线工程调水用途大量为农业目标和生态目标看，如何能够承受商业化运作的价格？这从另一个侧面对西线工程提出挑战[16]。
五、民族宗教文化保护和移民:
超乎寻常的难度
调水区移民绝对数量虽然较少，但因其处于特殊区域，难度超乎寻常。
首先，调水区是牧区，牧业生产需要大面积草场，牧区移民需要补偿的土地面积大大超过农区，调水区已经不堪重负的过牧现象和草场退化问题，加之调水工程又要大量淹没草场，将使移民土地补偿工作的难度远远超过农区，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过牧现象和草场退化问题今后会更加严峻。
第二，调水区特殊的宗教生态和社会生态，也给移民工作带来内地和农区难以想象的困难。调水区主要在藏巴藏区，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与寺庙文化融为一体，并形成独特的宗教生态和社会生态，这就要求寺庙必须随移民群众一起搬迁，必然进一步加剧移民困难。
第三，民族文化和文物分布广，目前保护措施少，研究少，其价值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充分认识，从而可能使保护措施失当并导致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比如处处可见裸露地面的玛尼堆，看起来很普通，很平常，但其价值很可能被我们严重低估，低估的程度也许要在许多年后才被认识。西线三期工程还将淹没藏民族传说中的格萨尔王故乡，这更是一个重大损失。
因此，在这样特殊的民族地区，移民难度绝不能简单地用数量与内地和农区比较，文物保护的难度也绝不可轻视[17]。
六、西线工程与国家能源战略和生态安全
挑战还在于，西线工程与西电东送、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存在着事实上的尖锐矛盾，而后者也是国家重大战略，关系到能源战略和生态安全，将是我国未来长期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西线工程调水河流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均为我国西电东送重要依托基地，由于能源压力，西南大规模水电建设已经开始。西线工程不仅将导致已建成的三峡电站、二滩电站、已经启动或规划的向家坝电站、溪洛渡等巨型电站发电量大幅下降，而且将导致该流域未建和未规划的水力发电能量巨降，西南地区尤其四川所具有的水资源优势和水电优势将基本丧失，如果考虑丰（水）、枯（水）和峰（高峰）、平（平段）、谷（低谷）电价，调水区仅发电收入的损失就高达数百亿，如果再考虑现行政策规定不能列入补偿的支流水电站收入损失和未规划水电站的损失，调水区的损失会更加巨大。西南地区大规模水电开发已是不可放弃的国家战略，这必将制约西线调水[18]。
同时，调水区主要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关键区域，如果长江上游生态恶化将直接给三峡库区和重庆的生态环境带来严峻影响。正是这些因素，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成为国家赋予四川的重要任务，也是四川在西部大开发一开始就提出的基本战略。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同样是关系中华民族兴衰的国家战略，同样不能有一点点忽视，西线工程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和矛盾，要引起高度警觉。
七、西线工程与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
1959年，黄委会提出南水北调的16字方针，其中“统筹兼顾，南北两利”的原则被认为是协调调出区和受水区利益的根本方针。西线工程目前看来难以做到。
中国水资源分布不均衡，南方的水比北方多，但总体看，中国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南方的水也并不富裕。数千万人聚集的四川盆地，主要依靠岷江和沱江，早就出现缺水问题，甚至市区河流的生态基流量有时都难以保证。为此，“引大济岷”（引大渡河水补充岷江）已迫在眉睫，这又是一个两难问题，实施“引大济岷”，西线调水量和工程可行性将大受影响；不实施“引大济岷”，又将影响数千万人的生存和发展，其后果的严重性和生存压力，将远超西北。如果几千万人聚集的四川盆地缺水，带来的移民负担、生存负担、社会负担，社会将更难承受，可能要付出更大成本。今年川渝均出现严重干旱，甚至甘孜州也不例外，许多群众把这种现象与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联系起来，虽然有关部门作了解释，但毕竟这几年该地区灾害太多，是否应该观察几年，是否应该让大自然也休养生息几年？是否可等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建成后一定时期再看，以吸取其经验教训。
西线调水还将极大地减少长江流域特别是四川和重庆的环境容量，尤其因调走的是源头被人们称之为“矿泉水”的最干净的水，环境容量减少的程度将更大，这不仅会极大地影响长江上游生态环境，而且将极大地影响川渝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因为环境容量指标的大幅减少将成为硬指标制约这一地区的项目上马和工业发展。
八、公平性、补偿机制、全局观和总福利
如何看待水资源国有与当地老百姓利益和经济发展，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论的问题。南水北调事实上是水资源的再分配，这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非常尖锐、非常前沿的问题。笔者认为，水资源国有是正确的，但不能把水资源国有与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和地方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或者悬空起来，调水区居民世世代代因水而聚集，依“水”而居，这是长期历史形成的现实，不能忽视他们的利益和权利。这么大的调水工程，一定要与当地群众商量、对话，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应在不损害调水区利益的基础上实施调水，调水时一定要对调水区进行补偿。
我国农村的改革已经创造了很多经验。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农民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使用权、经营权，现在林权也开始尝试这一改革。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他们的土地可以在工业化中入股分红，为什么在西部大型水电开发中，当地农民的土地就不能入股分红了呢？同样是把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交给工业化，为什么不能同样得到补偿？水资源的情况更是如此，由于人们还习惯于水不是资源，不能买卖，“靠水吃水”居民的利益，因此往往被忽视，这种情况在西线工程中应该改变。
笔者尤其强调：一定要为调水区留出未来发展空间，要关注代际公平，这些都是公平的基本内容。现在看似水资源丰富的南方，也正在面临水资源日益减少的困局，专家甚至预测2030年长江流域也会成为缺水区，我们不能作出对下一代不负责任的决策。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明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 理论认为：大型工程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个理论对于我们评判南水北调的可行性，有重要意义。不能忽视欠发达地区未来发展的水需求。欠发达地区水资源富余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开发和发展落后了，并不是真正的水富余，要为他们留下未来发展环境。
对调水存在质疑的专家往往被指责为狭隘的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者，许多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笔者认为，应从“总福利”、机会成本、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来评价调水工程。如果调水区损失大大高于受水区利益，调水成本大大高于受水收益。如果调水区和受水区共同决定的总福利不是最大，全局就是输家，这里还要考虑生态成本、地质灾害风险。这才是真正的全局观和科学发展观。
九、西线工程是否不可替代
“西线工程不可替代”是西线调水工程的又一主要立论。但有关专家们认为西线工程应该积极突破替代方案，除了已经讨论得很多的节水、海水淡化、寻找新的水源等替代方案外，还要从以下方面研究西线工程的替代性。
首先，要从源头治理生态环境。倪师军、朱利东、伊海生、刘永顺、谢天、鲁家果等教授提出，在讨论西线工程时，首先要弄清黄河缺水的原因，尤其不能忽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全球气候变暖对长江源头也同样有断流威胁。因此，应从源头治理，从黄河生态这个根本点出发来解决黄河缺水问题，比如恢复若尔盖温地，治理黄河源头和黄河上游生态环境等，才是治本。要变工程治水为生态治水，变征服自然为与自然和谐依存，达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才是解决中国水危机的惟一出路。如果原因没有搞清楚就上西线工程，效果就会成问题[19]。
第二，加大中线调水和长江黄河水电互济，调整黄河用水目标。可调整黄河上中下游用水量分配，给上游多留些配额，黄河中下游缺水则可更多地通过加大中线和东线调水来补充；黄河上游的水库和电站可适当调整功能，把蓄水供水放在更重要位置，发电任务则可由长江上游发电和其他途径弥补[20]。
第三，改变发展思路和工业布局。解决北方缺水还要从调整工业布局和工业结构找出路，缺水的北方不能继续不顾水资源短缺大上高耗水工业，要改变发展思路，调整工业布局。我国许多城市取水点越来越远甚至从丰水区变为严重缺水区。总是缺水的天津最为典型，说明我们的发展思路可能在某个环节上出了偏差。天津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因水危机频发已7次紧急“引黄济津”，但天津却仍然不顾水资源短缺不断大上大型工业项目。现在，天津已从“引滦济津”、“引黄济津”、发展到需要“引长江水济津”！但水危机压力仍然没有缓解，甚至成为刺激更大水需求的根源。事实说明，光靠调水不能解决北方缺水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思路和用水机制，要“量水而行”。既然北方缺水，为什么不采取更尊重自然的方式来布局我们的工业和经济呢？为什么不可以把工业重心适当转向水资源丰富且已有相当工业基础和条件的南方和长江流域呢？[21]
著名水利专家林一山谈治黄方略时提出了更为大胆和富有创新的思路，他认为，黄河的水不仅是宝贵财富，黄河的沙也是宝贵财富，可采取小流域治理经验，就地分散吃光喝尽黄河的水和沙资源，黄河中下游的缺水则更多地依靠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解决[22]。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郭树言、李世忠、魏廷铮等水利专家还提出增加南水北调中线调水量的方案，即从三峡水库（小江）引江济渭入黄的“三峡调水方案”（又称重庆开县调水方案或小江调水方案）[23]。四川省电网公司高级工程师杨永年和王尊相提出“西水北调方案”[24]；郭开等提出“大西线方案”的设想[25]。这些都应积极研究。建立节水型社会更是中国今天和未来长期发展的重要目标。
十、科学决策的保障机制
西线工程投资巨大、工程区条件复杂，如此浩大和影响深远的巨型工程，一定要像当年三峡工程论证程序那样，从机制上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要有问责制，要保证广大群众知晓和参与。群众不仅包括技术专家，而且包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宗教学家和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当地群众，因为调水工程决不仅仅是技术工程，而且是社会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尤其当地老百姓利益。当地老百姓不仅仅是利益相关者，他们也是对涉及事物了解最深的专家。刘宝王君院士和潘桂棠教授在讨论西线工程时提出“三个超越”的观点：一是告别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实现顺应和尊重自然的超越；二是从单一水利部门的规划决策向公共规划论证体系的超越；三是从追求单纯的截流调水到追求国家安全，人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超越。他们认为：资源、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资源、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不适当地兴建一系列高坝引水工程，是悬在长江流域人们头上的一把利剑，一旦天有不测，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中华民族的生存就会受到根本性威胁。长江源区调水绝不能是单一黄河委员会组织规划实施的事，也不仅是水利、水电部门的事，而应该是地质、地震、气象、地球物理、资源、环境、经济、民族、文物、旅游、国防等各部门共同研究、讨论、规划的大事，更是全国人民参与建立公共规划论证体系的大事，必须实现全社会参与、科学决策、人民监督[26]。我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些想法，应是建立重大工程科学决策机制的原则。
最近一些讨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可行性的书籍和文章发表出版后，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这在2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虽然科技进步和网络时代的出现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说明我们的国家更加开放，我们的社会大大进步了，发展了，这对于决策的科学性，增加了更大的保障。据报道，陕西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2006年12月3日）通过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环境影响评价要听取公众意见，要保证公众参与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27]。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重大进步。
最后，我想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编者的一段话来作为结语。该书编者指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重大问题的探讨，是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程与工程地质、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诸方面都有矛盾，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才能得到统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西线工程与调水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工程与生态的和谐、工程与社会的和谐、工程与民族、宗教、文化的和谐密切相关，如果调水过程影响甚至破坏了这些方面的和谐发展，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21世纪的中国已经把以人为本，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我们期盼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纳入国家层次的科学民主决策中去。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决策应该慎之又慎。
[参考文献]
[1] 林凌,刘宝主编,马怀新,刘世庆副主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以下简称为“备忘录”）[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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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备忘录[C].pp170.
[13]备忘录[C].pp148-149.以及该书收录的马怀新、马光文、吴世勇、梁武湖、刘岩等文.
[14]备忘录[C].pp155.
[15]备忘录[C].pp173-177.
[16]备忘录[C].pp169.
[17]备忘录[C].pp208-209,119-120.以及该书收录的林凌、刘世庆、刘晓鹰、张序、劳承玉等文.
[18] 马怀新,马光文,吴世勇,梁武湖,刘岩文对发电量损失和西电东送战略进行了详尽分析;林凌,刘世庆,张序等文还从国家能源战略和生态安全角度进行了讨论,均见该书收录的相关论文.
[19]备忘录[C].pp111-115.
[20]备忘录[C].pp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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