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亨廷顿关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和社会稳定关系的论述主要包含了两个要点，一方面是现代化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大政党来维持其政治稳定，另一方面是政党制度要能够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这就是政党体制的适应性问题。中国政党体制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符合亨廷顿论述的原理，但也有其中国特色。中国政党体制依靠强大的领导核心和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关键词]政党制度政治稳定社会整合适应性亨廷顿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803（2016）02-0068-04
政党制度即政党体制，来自于英文的PartySystem，在国内译作“政党制度”。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认为，政党体制“是各政党之间以及各政党与政治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1]（P163）。通过对政党数量和政党力量的实证分析，亨廷顿发现，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但是在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国家，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而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由此可见，一国的政党制度的稳定和成熟程度，与该国的现代化水平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成多党制，“关键问题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其同化新兴集团的过程变得制度化”[2]（P353）。
政党制度与一国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亨廷顿认为，“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2]（P35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党制度的适应性可以认为是政党制度整合社会参与的能力，即社会整合能力。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2]（P332）
研究亨廷顿关于政党体制适应性的理论对提高我国政党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保障我国政治稳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转型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十分剧烈，社会呈现出多元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而要融合和同化这些新产生的社会力量，就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政治参与渠道，“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和政党体系”[2]（P333），因此我国的政党制度肩负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多元利益主体政治参与的整合，肩负着凝聚共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肩负着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使命。狭义上讲，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从广义上来看，我国的政党制度包含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发展，实现对超大社会的整合和协调的过程中形成的整个制度体系：“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二是党自身运行的制度体系。”[3]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运行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决定着整个政党体制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发展，决定着政党制度运行的流畅程度以及政党制度整合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一、从中国共产党自身运行体系来看政党能力建设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将衡量政党能力或者说政党制度化水平的因素划分为三个方面：首先要看它在缔造者或者魅力型领袖离开后的运行状况；其次要看党组织的复杂性和深度，尤其是其与经济——社会组织的联系；第三要看党员对政党的认同度。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能力正在逐步提升，制度化程度和制度运行稳定性显著提高，其发展状况与亨廷顿的分析大致符合但也包含一些新的内容。
首先是党的自身力量的增强。中共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从根本上来说是长期执政的考验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党的自身建设也着重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入手。“打铁还需自身硬”，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增强党的自身力量，通过制度建设，依规治党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行动力。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中央逐步探索完善了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七位制度。七位制度包含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党章，其次分别是中央，中央部委，省、区、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形成了一个综合、交叉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中央对制度法规完善的思路是使之逐步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管理体系和一个循环往复的闭合系统，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在法规的执行、监督、问题的查处、问责等方面都有所规定，以此树立党内规矩意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其次是党的整合能力的加强。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个体化，社会结构的“弹性化”使得党原有的单一整合的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靠党的组织架构整合党员群体，形成整个社会的核心结构，在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除了通过自身的组织系统整合社会之外，党还需要依靠统一战线来实现对整个社会外围结构的整合与团结。“统一战线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代表权机制”[4]（P87），它的整合范围非常广泛，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四周是以政治协商制度为平台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个界别小组，外围是其所联系的人民群众。各个新兴组织为了“发声”主动要求进入政协平台，而统一战线也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变迁，主动吸纳社会新兴组织，这样就形成了统一战线制度结构的良性互动。
最后是党的领导的巩固与完善。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变迁是一种典型的非均衡制度转型，既通过非均衡的发展来启动国家转型，同时又必须在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有效的国家建设来消弥这种非均衡转型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而确保社会整合与基本政治秩序的长期维系。[5]（P92）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肩负着带领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下，党的领导也作出了相应的调适，从刚性的直接命令式发展为柔性的领导引导式，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党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
二、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看政党制度整合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新生力量和体制外力量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平台，增强了我国政党制度社会整合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政协等制度为平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各社会团体、界别进行社会建设，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合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以政协和党际协商为平台进行政治参与。因此这里主要分析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情况。
多党合作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党际合作协商制度，八个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合作型”参政，因此，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党际整合主要通过价值建构、平台搭建和制度保障等途径来实现。首先，确立多党合作的价值导向。这包括“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民主的价值追求。其次，为多党合作搭建平台和建立制度保障。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继续强调指出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除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平台之外，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具体协商形式还包括书面协商，即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可以通过双向书面形式进行沟通协商；会议协商，包括专题座谈会、人事协商座谈会、调研座谈会、通报协商座谈会、小范围谈心会、个别约谈等多种形式。[6]我国在不断扩大选举民主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充分利用协商民主的作用。2007年颁布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中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的五大功能：“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
政治协商制度的整合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整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二是整合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协商平台，三是整合将新生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系并转化为有效政治参与的政治资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包括全国政协、省（直辖市）政协、市政协和县政协四个层级，并且形成了明确的横向组织分工，除了办公厅之外，还包括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及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政治协商制度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中共对政治协商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的领导。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在人民政协制度中的有效运作，在“全国各政协的委员构成中，中国共产党均占到40%左右”[4]（P92），在领导层中，中共党员占据核心位置。此外在政协中建立党组，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战部对政协委员的产生和政协的具体工作也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平台将党外的精英分子纳入了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开发其资金优势、智力资源、创新能力等，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三、总结与思考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很多观点都是经过对各个国家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亨廷顿的分析。他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一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二是缓和和疏导新进动员起来的集团参与政治。其中强大政党与政治稳定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增强和完善自身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来凝聚共识、维护稳定、减少损耗、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据此，亨廷顿认为组织精力的分散意味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全面下降，强调组织建设和“忠于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的人才”对于增强政党认同的重要作用，这对我们当今的党建问题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他的政党发展和政党体制适应性理论强调了同化新兴社会势力政治参与的问题，即一方面政党领袖需要保证自身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维持自身的团结、纪律和热情，另一方面又需要为新兴力量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较好的探索，既避免了一党制缺乏制度化竞争的弱点又提供了强大领导核心，并在维护党的内聚力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吸收了新生力量进行政治参与。
除了亨廷顿的分析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现代化中也显现出独特优势，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第一，合作型的党际关系减少了政治资源的损耗。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团结合作、亲密无间的友党关系，这种政党制度和党际关系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伟大创新。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实现了社会整合的实践目标，其整合范围更加广泛。主动吸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等新生力量进行政治参与，是一种有弹性、有张力的政党制度，能够不断维持自身活力。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不同于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也不同于多党制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对中国社会负有基础性责任。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党组织、依据党组的形式发展自己的外围组织，实现对国家各个方面的领导。各种社会力量以政治协商制度为平台形成了结构清晰、方向明确、管理科学的外围体系，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需要注意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把握：第一，明确党的领导和政治协商会议独立性的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进行政治参与的平台，党通过党组、交叉任职和统战部指导等形式对政治协商会议进行领导，这里就需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政协发挥自身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问题，注重党发挥领导作用的方式。第二，需要进一步明确统战部的功能定位。统战部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受中共党委委托联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各界别团体和对他们开展一系列工作的职能部门，是联络员、服务员、宣传员和协调员的角色，而不是主管单位。第三，不断提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能力，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实际上是对执政党执政绩效的促进和提高。第四，处理好政协制度的精英色彩和中国政权性质的大众关怀之间的关系。政协委员主要由社会各界中的精英分子组成，在政治设计中也应当注重保持精英分子和基层民众的平衡。第五，现代化程度的发展要求政党体制也不断发展，不断提高我国政党制度的适应性和开放性，为时代发展增添新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王长江.政党政治原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2][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3]蔡志强.党建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04）.
[4]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5]王邦佐等.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02-10.
责任编辑：李卓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