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史与政区史遮蔽了天山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使“天山史”成为国家史的地方表述。松田寿男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关注天山区域的人地关系，展现了天山绿洲和草原两种主要生活方式的互动，以及联通东西贸易与南北交流的“亚洲心脏”的作用。
关键词：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天山史；历史地理；人地关系
【DOI】10.19312/j.cnki.61-1499/c.2016.11.198
一、引言
近期对于区域史、民族史的讨论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黄达远、李如东等学者关于边疆（西域）新史观的系列文章将区域史与新疆史结合在一起，对政区史、民族史进行反思。黄达远认为“从学理上看‘区域中国’，避免了传统‘边疆观’的窘境，可以在区域的不同时空面向下，讨论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形成‘从边疆看边疆’‘从边疆看中心’‘从中心看边疆’，并从这几个层面的连续性、交互性中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李如东认为“在‘区域关系史’视域下，‘西域’内部在生态、社会形态和文明要素的多样性及其与周遭文明的互动关系将被更好地呈现，‘西域’诸文明的互动过程，及其在互动中所形成的融合内部丰富性与外部多元性为一体的‘复合式文明’，也将得到更为直接的认知。”这些讨论启发笔者用区域史视角对“天山史”的继续思考。
长久以来对西域的表述存在“自东向西” 和“自西向东”两种单向叙述模式。前者多将西域置于“中原中心观”下考察，例如顾颉刚、史念海先生写作《中国疆域沿革史》的目的就是“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论证中国版图的延续性。后者用“西方中心观”来看西域，例如约瑟夫·弗莱彻认为1800年前后清政府对新疆的政策与“中原”不同，清廷征服内陆亚洲是出于战略而非经济考虑，这种论述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色彩。近代以来，俄国、英国、中国围绕各自的利益在中亚与新疆展开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得新疆史中的“东”、“西”两种面向，被整合进“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中，“天山史”也被规约为政区史和民族史，其历史、地理的多样性未得到充分表达，是“失语”的历史。
二、区域史：“天山史”书写的另一种路径
“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已经得到反思，汪晖指出在民族区域研究中，“以民族为单位书写历史，意味着将区域的扩展置于纵向的差异性时间的轴线上，而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书写地方史，则通过空间规划将纵向的差异性时间置于统一的时间框架（民族国家的时间框架）之下”，而以“区域作为方法”可以展现区域独特的混杂性流动性和整合性，帮助我们超越民族主义的知识框架。王东杰认为中国史研究者的华夏中心论往往是不自觉的，要改变这种 “偏见”，“既需要我们对近代民族主义加以理论上的反思，也需要在史学实践中做出具体尝试”，采取多个文明视域来观察中国历史的“多史叙述”是一种可取的路径。石硕反思中国历史叙述中长期存在的“王朝—四夷”两分、彼此割裂的传统，主张应当将区域民族史的书写置于“三个互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汉与非汉的互动、农耕与游牧的互动）”的历史脉络来理解。区域史观可以很好地整合“区域作为方法”“多史叙述”“三个互动”的含义，释放“天山史”的丰富内涵。
天山历史的多样性被“政区史”和“民族史”所切割，而事实上“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天山具有地理、地形、生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作为“亚洲之心脏”，它不仅具有内陆亚洲典型的气候环境要素，还联通了东西贸易以及农耕游牧两种生活。无论是当今还是历史时期政治区、经济区、文化区等人文地理现象的区域分异，都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有联系，自然的多样性，人群的多样性，人群对多样性自然的适应、应对与抉择的多样性，使得人类历史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从人地关系、区域的视角再审视天山历史，可以突破政区史、民族史的叙事范式，在“天山史”复杂的地理、生态、文化内涵中恢复其“失语”的历史。
三、历史地理、人地关系中的绿洲与草原：松田寿男 “天山史”的启发
对于天山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当属松田寿男的《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该书于1956年写成，1970年增订再版。松氏从内亚视角考察天山的历史地理，从人地关系角度解读天山的绿洲、草原、山地、森林等生态条件下的社会文化，从而与“用单一性较强的、欧洲诸学问中产生的理论和尺度来论述，以及旧时中国史的标准去衡量‘东洋史’”的叙述模式不同，对天山历史的书写很有启发。
松氏将天山史置于整个亚洲区域中考察，强调了地理生态气候对其社会、历史的影响。根据历史地理研究中划分区域的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他首先将亚洲划分为“湿润亚洲”、“亚湿润亚洲”和“干燥亚洲”三个风土地带。属于“湿润亚洲”的中国、印度、东南亚等地，依托平原、河谷，以农耕（一些地方兼捕鱼）为主；“亚湿润亚洲”主要指林海遍布的北部亚洲，以狩猎为主；“干燥亚洲”包括亚洲大陆中部和西部，多是草原和绿洲，以游牧和绿洲农业为主。农耕、捕鱼、狩猎、游牧、绿洲农业“这五种主要生活方式所构成的社会，实际上就是理解亚洲历史的基础”。天山地理生态的复杂性，对其历史空间形态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天山山脉海拔多在四千米以上，山地的年降水量在同一山坡自西到东逐渐减少，迎风坡（北坡）多于背风坡（南坡），山地内部盆地或谷地少于外围山地；由于海拔差异较大其植被也呈垂直分布状态，有山地草原、山地草甸草原、针叶林、高山草原、高山垫状植物、积雪冰川等。在浩瀚的沙漠中天山就像一个突兀的长形半岛，游牧民族的草地在“半岛”的北边延伸开来，绿洲则在其南边星星点点地连缀着，从人地关系看草原和绿洲生活，才能准确地理解天山历史的动力。
绿洲农耕和草原游牧两种主要生活方式，构成了天山历史画卷的底色。松氏把“天山半岛”两边的绿洲比作岸边的“停泊场”，将绿洲定义为“沙漠中的可耕地”，确切地表达出绿洲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由于降雨极少蒸发量大，绿洲的生计主要依赖地下水和高山融水，四周“沙海”环绕使得绿洲只能是一个个相隔甚远的“停泊场”，绿洲具有封闭性和孤立性，其人口承载力较弱，一旦人地平衡被打破，就需要通过与外界交流来缓和人地矛盾，绿洲因此也具有商业性。松氏注意到了古楼兰绿洲交通地位随气候环境的变化，作为西汉时期经营西域的桥头堡，到四世纪末河水离开楼兰古绿洲后它便迅速消失。地理上的孤立性和脆弱性使得绿洲难于摆脱小国分立的状态，这有利于外来势力（主要是游牧势力和中原农耕势力）对此地进行控制，但这些外来势力要想在天山地区建立牢固的统治也非常困难。与绿洲生活不同，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牧民的衣食住行依赖于马、牛、羊等家畜，由于气候突变和畜疫流行使得游牧民族的生活资料变得极不安全，游牧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吃了虽然能活下去，但却不能肥胖”的生活。为了充实和发展自己，游牧民族要和其他经济地区（农耕地区或狩猎地区）进行交流，因此游牧力量也具有商业性。松氏指出历史上的游牧国家为了确保与其他经济地区的顺利交流往往“热衷于对农耕地区的政治统治，同时更加拼命地控制贸易路树立更牢固、更广阔的商业圈”。这种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帮助我们理解绿洲和草原生活如何构成了天山历史的基础。
四、恢复“天山史”主体性：联通东西贸易与南北交流的天山
天山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联结“中央欧亚大陆”的重要一环，又因其生态环境成为了平原、绿洲、草原、森林、山地文明交流的中心，联通东西贸易与南北交流。松氏写到它连接西伯利亚、蒙古高原、西藏高原、河中地区、伊朗高原、哈萨克大草原、匈牙利大平原等地理单元，构成了“中央欧亚大陆”纵横交通的格局；同时它是集中了形形色色生活方式的亚洲大陆的“焦点”，以及位于正中“十字路口”上的、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的亚洲活动中心的“焦点”。由此可见天山地理位置重要性之一斑，“现代国家的架构虽然确分政治、行政等要件，但这些条件之外的深处，依然可见地区环境对历史上的影响”，历史地理学视角于此的意义便在于找回被政区史与民族史切割的生态生活史的碎片，重构完整的“天山史”，恢复其主体性。
东西向看，天山作为东西文化的分水岭与交汇处既分离又联系着中原文明和地中海文明。“西方文化”从“天山半岛”根部向东发展，中原文化顽强地到达“半岛”的尖端部分，因为难于在此建立统一政权，所以两种文化持续地在此交汇，东西文化在此隔离又融合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直接经营影响西域文化，为了防备匈奴等北方民族的割据，保障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辟有从东方到天山的 “河西路”、“居延路”、“青海路”等通道。同时西方的地中海文明经由帕米尔高原进入整个天山地区，松氏认为越过帕米尔高原由西向东要比从中原地区到天山容易得多，“天山山脉可以被看作是帕米尔以西占有优势的雅利安人种向东方深深打入的楔子”。东西文明交流的这些道路本身受地理环境制约，它们不仅是商业通道和文化通道，也是不同力量的交汇线。绿洲诸国有时站在游牧一边，有时站在中原王朝一边，有时还采取双重立场。天山地区由于同时受到东西文化的影响，就像“介于水源与水龙头之间的水管”，使流经其中的水的性质产生变化，因而天山区域的文化具有独特性，不能简单地按照“民族-国家”的叙史逻辑将之规约为东西文化的复制品。
南北向看，天山既分隔也联结了绿洲生活与游牧生活。松氏指出天山分隔了位于里海、咸海、锡尔河、天山山脉、阴山山脉一线以北的游牧圈，与帕米尔东西绿洲占优势的地方。同时天山本身就兼具草原和绿洲两种生态环境，山脉北麓也有许多绿洲，所以天山又联结着其南北方。古代天山南北的游牧民和绿洲民，沿着天山的谷地开辟了许多交通道路，松氏指出公元前二世纪就记载有三条穿越天山南北的道路，这些道路因其重要的贸易和战略地位遭到游牧力量和中原王朝的反复争夺，其北部地区游牧势力与南部地区绿洲农业力量经由这些路进行交流。历史上不乏南部绿洲民越天山成为游牧民或游牧民越天山成为农耕民的情况，松氏就考察到裕勒都斯河谷本身具有肥美的草原其南部又是绿洲，公元九世纪回鹘汗国崩溃之际，部分回鹘人顺着天山山路迁至吐鲁番和库车，变成了从事农耕的定居民。
松氏“天山史”给我们以历史地理学以及人地关系视角的启发，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代日本学界对中亚史的科学研究是从明治时代以后开始的，与当时“日本帝国的势力扩张侵入亚洲大陆，当然不无关联了”。松氏写作此书之时日本二战已败，但其材料和思想方法受到日本亚洲战略的影响，“追随西方的民族与国家观念，不再把中国各王朝看成是控制周边地区和异族的同一体，而将中国放在亚洲的区域讨论，关注西藏新疆等地域单位。这种学术研究取向逐渐变成一种理解中国的观念”。由此可知松氏“天山史”研究如何不同于“旧时中国史”了。
五、结语
松氏运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注意考察人地关系，将天山置于“干燥亚洲”中来考察从而展现其历史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游牧生活和绿洲生活是塑造天山历史的两种重要的生活类型，理解这两种生活才能理解天山山脉的意义。绿洲生活具有封闭性、孤立性、脆弱性，游牧生活具有流动性、“吃了虽然能活下去，但却不能肥胖”，这使得二者都具有贸易的需要。天山山脉作为东西分水岭既分开又联系了东方中原文明和西方地中海文明；作为南北分界线，既分隔也联结了绿洲生活与游牧生活。民族史和政区史框架下的“天山史”是“失语”的，只见“民族”与“国家”，不见绿洲和草原，实质是国家史的地方表述，遮蔽了天山历史的丰富性。松氏历史地理学视角下的“天山史”具有地域性和主体性，历史空间是多元而非均质的，这种思路有利于更全面地把握天山历史。
传统的民族史与政区史未能全面反映边疆历史的多样性，此种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反思，他们提出“以区域作为方法”、“多史叙述”、“三个互动”等突破路径，更是呼吁以一种“区域史”观来叙述“天山史”。松田寿男的《古代天使历史地理学研究》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考察人地关系，展现出多样、丰富的“天山史”：干燥亚洲区之中，一幅以绿洲、草原为生活方式主，联结东西贸易与南北交流的天山历史画卷跃然眼前。虽然松氏的研究带有“把蒙古或中亚的历史从以往的中国历史地位中区别出来，作为一贯独立的地域民族本身的历史来考察，进而将蒙古、中央亚细亚这些地理上的内陆干燥带带，作为历史性的另一个单位而进行总括考察的倾向，”但其历史地理学以及人地关系的视角仍然深具借鉴意义，有利于我们书写更多样、更有弹性的天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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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绪阳（1992—）男，瑶族，广西桂林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硕士，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