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仇猫”是西方文化中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视域之下，西方文学中相关叙述构成了文学空间、社会政治空间等多重空间交叠并置的“仇猫异托邦”。本文从西方文学文本中猫的社会文化现象出发，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中有关仇猫的因素。
关键词：仇猫 象征 异托邦 狂欢
0 引言
18世纪巴黎印刷铺的屠猫狂欢。1765年某日，巴黎的圣塞佛伦街上发生了一桩令所有道德家蒙羞、理论家思索、猫族沉痛的“暴力事件”。一所印刷铺中的两个学徒（孔塔、雷维耶）和若干正式职工经师父口允、手持扫帚柄、印刷机横杆等“凶器”，对周边的猫进行了一场剿杀——师母的爱宠“小灰”首当其冲，后有数十只猫被“抓捕”并处以“绞刑”——工人们临时搭建了“刑台”并任命了“绞刑吏”、“卫兵”、“告解神父”等。师父师母对此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杀猫者则更欣喜若狂，认为这次行动是“印刷铺里发生过最开心的事”。
三百年前的欧洲与当下的时空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难以求得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的融合”。这是一个远在历史彼端的意义系统，它的丰富性和异质性也许远远超过我们已有的历史话语叙述。18世纪是一个令福柯着迷的世纪，在这个复调的空间里，疯癫与理性之间的话语最终破裂，维多利亚时代的噤若寒蝉取代了狄奥尼索斯的纵乐，以牛顿经典力学规划的世纪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建构的世纪在这里划分界限。18世纪在与猫的关系中见证了民间异教文化的最后一次庆典——狂欢的劳工从此被时代放逐，“笑”被禁止，换做了19世纪绝望挣扎的安吉·克莱和20世纪幻灭的、无灵魂的莫瑞尔。猫作为近代社会中的“贵妇”、“荡妇”，中世纪的“女巫”等等多重角色在18世纪空前增殖的印刷文本中交叠杂糅。在巴黎印刷铺中被建构的，是一场狂欢的仇猫异托邦。
1 仇猫异托邦的三重维度
1.1 文学空间 孔塔的屠猫文本表现的不仅仅是某一阶层的怪癖发泄，而是一种文化符号在历史演进中的循环复制。18世纪的印刷工人在历史叙述中的角色是微妙的，他们属于贫民阶层，却又以职业的特殊性掌握着话语权。他们是“少数能够亲笔记述自己的生活阶层的一群人”。在这个三百年前的手工工场里，几乎每分钟都有类似的“屠猫记”在复制、增殖、变异和循环——“杀猫为文学提供了一个常见的主题，从17世纪初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到19世纪末法国的《萌芽》”。孔塔的屠猫只是在此循环上演的屠猫记中的一场序曲；这是一个自足的文学空间，充斥着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无数的仇猫文本。
在这些仇猫文本中，猫扮演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3类：
1.1.1 滥施淫威的暴君贵胄。在上文所述的巴黎印刷铺“屠猫记”中，孔塔将师母（进而也包括师父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和她的“爱猫”小灰之间“划上了等号”，猫被直指为资产阶级的帮凶——这一境遇与同时期另一种家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荷兰毛狮犬被誉为“人民之犬”，民族诗人对狗钟爱有嘉，他们笔下的狗与底层人民同仇敌忾：“每逢我们老爷坐堂收租，我把可怜的佃户看个清楚。（但每次看了都叫我悲伤）”（罗伯特·彭斯《两只狗》，1786年）。西班牙剧作家洛佩·德·维加的《园丁之犬》（1613-1618年），狗象征着爱上了贵族女主人的男仆；在这个欧洲畜宠之风初兴的时代，动物已经被打上了人类社会的阶级划分的纹身。猫在文本的世界里作为滥施淫威的暴君贵胄是自拉伯雷的时代而开始的。《巨人传》（1494-1553年）中，“穿皮袍的猫”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教会显贵，“残暴异常，专嗜信徒的鲜血，摧毁和吞食府邸、田地……到了来生还要追逐人们的血和灵魂”；左拉的《萌芽》（1885年）中，一群工人“像对待一只公猫”一样追打资产阶级，并称他是“飞跃屋顶逃窜的猫”。他从屋顶摔下来之后，工人们叫嚷着“抓猫！”“抓猫！”把他擒住。18世纪的孔塔将资产阶级比作猫，而在无产阶级化的时代，左拉用猫来比喻资产阶级。可以说，孔塔的屠猫记是《萌芽》中表现的19世纪工人暴动在象征意义上的预演。
1.1.2 强暴者或淫妇。文学空间中的猫不仅指涉暴力强权，也指涉性和猥亵。猫常常被作家作为一种暗示性的符号，借以标志有性意味的隐晦情景。孔塔称师母“淫荡”，“在同台演出的野猫夜会场合中叫嚣、厮杀、奸淫、发情的母猫”。莎士比亚的《露克里丝受辱记》中有如下一段台词：“可是这卑鄙的夜猎的猫是在调笑，拽紧爪子让娇弱的老鼠慢慢喘气，她悲哀的动作正满足他调弄的需要，那是个难填的欲壑、饕餮无比。”[1]在这里，猫被赤裸裸地指为施淫者。薄伽丘的《十日谈》第六个故事中，猫是隐蔽的情欲巫师。两个男子在其中一人的女友家留宿，夜间温存时“忽有一只猫撞翻了东西”，家中主妇惊醒查看、竟误将男孩的友人当成了自己的丈夫。猫既阻碍了性又充当了性的催化剂，引发一连串荒唐的闹剧。
1.1.3 魔鬼的跟班或伪相。在更多的文本里，猫总与巫术、恶魔、厄运关系密切。在孔塔的仇猫叙述中，猫的叫春被指为是“魔鬼附身的一群猫通宵举行众巫夜会……（它们）必定是施符咒的什么人的代办。”[1]这里人们代称“施符咒的什么人”的，即是他们深为恐惧的魔鬼；莎翁的《麦克白》里，僭位的君主笃信“三只斑点猫会带来厄运”；《奥赛罗》一剧中，伊阿古说“妒忌是只害人的‘绿眼怪物’（green-eyed monster） ”，也就是猫；堂·吉诃德公然指认猫为“魔鬼、巫师、魔法师”：“让我同这个魔鬼、这个巫师、这个魔法师徒手格斗吧！我要让它知道曼查的唐·吉诃德到底是什么人！”[2]司各特的短篇小说《流浪汉威利的故事》里，暴毙的老爷在地狱里告诉前来讨要收据的佃农，失踪的租金被藏在了庄园的“猫窝”里。直至十九世纪美国作家艾伦·坡的《黑猫》里，作为魔鬼化身的猫还阴魂不散。这只胸前有十字架形状白斑的、不死的黑猫在故事开端就被笑称“是巫婆变化的”，[3]它见证了故事里主人公性情的剧变，促成了他杀妻的残忍行径，被主人吊死之后还能在墙壁里嚎叫，指引警察找到女主人的尸体。主人公的悲剧自黑猫出场开始，也因其而走到最后的末路：“那只可怕的畜生，张开血盆大口，独眼里冒着火。它捣了鬼，诱使我杀了妻子，如今又用唤声报了警，把我送到刽子手的手里。原来我把这怪物砌进墓墙里去了！”[4]这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一切厄运、暴力、绝望和死亡都是因它而生。
从14世纪到19世纪，对作为强权的猫、代表性欲的猫、化身恶魔的猫的叙述比比皆是。这一文学空间就像一架机器的运转：“仇猫”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即是机器的内部的胶卷，历史的循环轮转下，各个时代以略有不同的色调和模式透过胶卷在书页上成像、上演着一出出的仇猫闹剧。
1.2 社会政治空间 正如人类学家所说，“文学作品描写残害动物，那绝不是少数神经病作家发泄虐待心理的幻想成果，而是表达大众文化的一股伏流，正如巴赫金研究拉伯雷所揭露的。”在屠猫的文学空间里，处处氤氲着狂欢的节庆氛围，这是狄奥尼索斯祭祀庆典的重演，是高康大、固大庞埃式的狂欢节。
孔塔等人的屠猫行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戏拟审判”、即以诙谐的方式效仿法治主义。十八世纪潜滋暗长的无产阶级化潮流在对猫的裁决中初现端倪。他们在架空的舞台上临时出演了法官、绞刑吏、卫兵、告解神父等角色，整个审判中众人哄堂大笑、吃吃喝喝、敲敲打打，庄重严肃的氛围在这笑声中变形、消解，只剩下一群酒神附身的人们、宛然是一场狄奥尼索斯庆典。
在中世纪，空间以一种等级划分的结构存在，而狂欢节则是对这种定位空间的消解和颠覆，它既是社会空间的决堤，又是它的并置和共生。“场所的全部的等级，全部的位置相对和全部的交错”组成的“定位的空间”[4]换作了底层民众可以大肆宣泄的“狂欢广场”，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5]17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印刷业走向寡头经营模式，无数小型印刷铺倒闭，工场主与工人的等级两极分化加剧——资产阶级无需工作、饱食终日；劳工却处境日益艰困——人力市场供大于求、“黑牌印刷工”（即没有正式职工资格的劳工）人数激增。工场以“包工制”雇工——“包工”完成、或斗殴、疾病、乃至“与资产阶级争吵”，都会使职工被解雇。工人流动性极大——在同一家印刷场工作一年以上就能被尊为“老人”。劳工介绍所介入并独霸了工人就职渠道，劳工在频繁“买卖”中逐步沦为商品。师父爱猫，于是工人恨猫。似乎手刃了师父的猫，他们心中积淀已久的屈辱、不平终于差可告慰，师父和工人之间极度倾斜的社会权力关系终于稍有缓和。此刻杀猫成了一种消灭剥削、追求平等的政治斗争、宛然是法国大革命的预演和前奏。
18至19世纪欧洲畜宠之风兴起，动物被人们依据其亲疏的对象给予了阶级划分。资产阶级养猫成风，而劳工则恨透了猫。猫似乎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它们不仅格外受到资产阶级宠爱，而且生来一副老爷夫人派头。狗遗传了狼的基因，他们乐群、易指挥、可训练、相较于猫体型大、体力强，可从事生产劳动；与此相反，猫族不是乐群动物、也并不好动，它们宁愿独来独往。牧羊犬、雪橇犬、猎犬、警犬、军犬等等不同“行业”的犬种可以为各行工作尽职尽忠（当然法国王室最钟爱的“蝴蝶犬”除外），猫则躺在女主人的臂弯里。“对猫钟情似乎是印刷业的风气……有个资产阶级养了25只猫。他请来画家为他的爱猫画肖像，喂它们吃烤禽肉。反观学徒，他们却得想法子应付在印刷区大肆繁殖、扰得他们生活难以为继的弄堂猫阵”。如此以来，猫彻底的被工人们视为异己，视为他们怨恨的资产阶级的同盟和代表。狼攻击猎物时往往从兽群中最弱的一只下手，三百年前的印刷工似乎也采取了这样的战术，所以，他们要报复师父，就要从猫开始下手。
对工人们而言，审判猫就是在审判资产阶级。劳工们“苦心孤诣用这样的仪式处决猫，他们声东击西判决师父一家，声明他们犯下的资产阶级罪名——罪状从师父身上蔓延到他的家人，进而扩及整个制度。”这是巴赫金所谓的“拉伯雷式的笑”，工人阶级特有的“笑”，这种笑不是来源于社会革命理论，而是汲取自欧洲古老的民间文化，它可以表达通俗文化的一个特色，闹趣可以一变而为骚乱；那是一种性与煽动的狂欢文化。在那种浸淫于狂欢文化的异质空间里，印刷工人充当了社会和法律的主宰，他们掌控了审判与司法权，可以像当权者那样将正常社会秩序下由贱民扮演的犯人送上断头台。于是社会结构被上下颠倒，正常的社会生活轨迹在一个异类空间里以上下倒错、头重脚轻的新秩序展开。狂欢节庆中的人就如同诺亚方舟上的渡客，挣脱了时间运动的物理定律，历史既是须臾变换的又是定格的，原始文化可能重演、未来社会也可能提前预现。
福柯认为，异托邦是一个可开放也可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一般地说，人们无法自由进入一个异托邦的场所。一些其它的异托邦看起来完全开放，但通常隐藏了奇怪的排斥”。孔塔的仇猫异托邦正是这样一个与现实物理世界处于微妙关系中的系统，“象征”的修辞手法作为异托邦的边界，将师父拒斥于外，他只能吹胡子瞪眼，无可奈何。在印刷工受到师母的责备时，他们立刻收敛起了狰狞的面目，毕恭毕敬的声称，“没有人做的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我们非常尊敬师傅一家人。”革命的因子有可能受到象征和隐喻的抑制而不至于蔓延，也可能像1789年那样成为全面的暴动。一切造反、颠覆、革命都只是在象征的层面上，在“异托邦”这个真实的异质空间里，在“仇猫狂欢节”的时空碎片之中。
1.3 性话语空间 西方学者彼德·勃克认为：“从现实或象征的意义上看，狂欢节上有三个主要主题：食物、性和暴力。”[6]除了捕猎和屠杀猫，“性”是解读“仇猫狂欢节”的一个重要的空间维度。除了审判资产阶级的种种罪行，工人们杀猫还有另一层更隐晦的动机和涵义，那就是性。三百年前在印刷铺里上演的不只是戏拟工人暴动的社会喜剧，也是一场性的猥亵闹剧。
猫与性、女性在象征意义上的关联由来已久，文化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专制权力早已将猫纳入了性话语的语汇之中。早在古埃及文化中，月亮女神贝斯特最初就是猫的形象。中世纪以来出现了“肥美星期二”（Fat Tuesday）的民间节庆，即时人们举行“闹新婚”的活动，即在戴绿帽子的丈夫窗下叫嚷，或者取笑刚娶亲的老头——此时（二月底至三月初）正是猫的发情期，猫的彻夜长号勾起人们的种种联想——“猫在近代早期的法国入夜叫嚷的时候，空中回响的是诱拐、强暴和谋杀的声音。”直到19乃至20世纪，猫与女性的纠结关系仍顽存在文本之中。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猫打球商店》（1829年）以门第与婚姻问题的探讨为主题，猫仍然暗指与男性、婚姻进行博弈的女人们。《雨中的猫》（1925年）是海明威的一篇反映女性意识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在这两篇作品中，猫仍然是一种指涉女性的象征符号。
在法国现代早期，这样带有性意味的狂欢节总是发生在隐蔽之处，在“农舍后花园深处一座没有窗户的户外小屋里、在飞扬的尘土和脚底消音的软垫上”（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孔塔一群人的屠猫狂欢也是如此：在这里，对资产阶级的怨怒宣泄、充斥于一种私密的性话语空间之中，即性话语的“偏离异托邦”。
福柯说，在偏离异托邦里，“与所要求的一般或标准行为相比，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该异托邦中。这些是休息的房屋，精神病诊所；当然这些也是监狱”，被放逐到“离异乌托邦”中的人和事物被现实社会的正统秩序所遗忘、被赋予了默许的特权。“仇猫狂欢节”作为这样的偏离异托邦，为社会正常秩序压抑和禁止的性话语提供了合法的空间。福柯在《性史》中提到18世纪有一些这样作为偏离异托邦的性话语空间：“18或19世纪开始出现许多其他产生性话语的中坚力量。首先便可举出医学，它通过‘精神错乱’的途径；其次是精神病学。”[7]在教堂的忏悔室里，“性科学”的研究实验室里，精神病学的研究活动中，性话语却以异质的方式大幅增加。人们被要求在神父耳畔将性行为、甚至性欲的偶然闪动毫不保留地诉诸言谈，在手术台上将身体一丝不挂地展露在异性的研究目光之下，将性冲动的整个过程仔细查看并记录在研究档案里——他们越出了道德藩篱、堂而皇之的谈性、窥视性、生产性。孔塔一群人营造的性话语空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工人们的虐猫举动实际上就是使师母“遭受一群工人的强暴”——学徒们称她为“淫荡”、“为猫痴情”，“仿如她是在叫嚣、厮杀、奸淫同台演出的野猫‘夜会’场合中发情的母猫”，她行为不端，虐待工人，似乎理应受到羞辱和制裁，且以此侮辱甚至谋害他们的师父。不仅如此，他们的虐猫还象征着对师母通奸行为的揭发和讽刺——他们知道师母与教区神父有染，而老迈的师父一直蒙在鼓里。在此他们表达着“闹新婚”狂欢节上的传统主题，即嘲笑“戴绿帽子”的丈夫。
在这个性话语空间里，性和暴力相互纠合。就像弗朗克·克利阿里第一次与职业拳击手对殴之后表现出“与一个女人在床上度过了一个良宵以后的样子”[8]，终日疲于奔命的印刷技工们通过对猫施暴来宣泄了自己压抑已久的力比多，他们畅快淋漓，开怀不已——这种种行径在那个世纪是如此离经叛道，却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在“猫”作为文化符号的封闭空间中，道德伦理规范被悬置、蔑视、无视、阻隔在空间之外。性话语在这个“保护区”里不合法地坦然地增殖着。他们的确中了猫的魔咒，他们被狄奥尼索斯附身：“在一片模糊之中，他们变成了森林之神萨堤洛斯们，怀中抱着仙女宁芙们——一大群潘和一大群给任克斯尽情旋转着；罗提斯想躲开普里阿波斯，但总是躲不开。”[9]
1.4 另类文化空间 也许猫的确是有魔力的，它能让处境并不浪漫的印刷劳工一时迷狂在狂欢“醉境”之中，从唯唯诺诺的人一变而为蛮横、有力的狄奥尼索斯，也能化身为阿佛洛狄特催发人们的情欲。事实上，中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相信猫是女巫的亲信（familiar）或者恶魔的伪装，数百年后的印刷工们也许是在儿歌、民间故事、甚至集体无意识中因袭了这一认识，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资产阶级的“迷信”来制造巫术话语。
近代法国人相信，在肥美星期二，男巫、女巫集体参加“众巫夜会”。这时夜号的猫不仅被人们想象为两个男子在言语调戏着对方的妻子，更被想象成了女巫和撒旦，“魔鬼化身为一只大公猫，亲自主持盛会，大伙儿叫嚣、打斗、杂交、无法无天。”《金枝》在六十四章《火里烧人》中描绘了人们将猫当做恶魔烧死的场景：“在法国阿耳登思省，四旬斋的第一星期日，猫被扔到火堆里去，有时候残酷稍为醇化了，便将猫用长竿挂在火上，活活的烤死。他们说，猫是魔鬼的代表，无论怎么受苦都不冤枉。”猫似乎生来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感：它们昼伏夜出，行动悄然（就像古典传说中漂浮的鬼魂），还有高处坠下完好无损的本领，独特的狭瞳后来被撒旦的形象效仿——黑夜中那双眼睛会绿光闪烁宛若磷火。它们不像狗那样对人摇尾跟班，甚至我们可以说，狗已经被人驯化，而猫似乎总有一种野性和神秘并没有被人类征服。“狗只能咬你的身体，猫却会蚕食你的灵魂”[10]。
巴黎印刷工的杀猫行为是对历史上的“猎巫运动”的戏仿。在中世纪后期，出版印刷业的大发展不仅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也为基督教会的思想控制提供了有力手段：印刷技术与清扫异端的政策相结合的最好例证是1487 年德国宗教裁判所官员雅各布·施普伦格出版的《巫师之锤》，这本操作性手册一举引燃了迅速蔓延开来的猎巫之火。在辐及整个欧洲范围的两次大规模灭巫运动（1480年-1520年；1520-1670年）中，近10万以上无辜者罹难，其中伤亡最重者不仅是女性，还有猫。师父师母允许劳工们去杀猫的最初动机是“驱魔”。当雷维耶和孔塔拿着各种工剿杀猫的时候，猫已经不再是猫，而是女巫、撒旦施的障眼法。他们尽可以收起一切恻隐之心，就像孙悟空挥棒劈死白骨精化身的老妇人一样毫不留情。
2 仇猫异托邦与理性启蒙
“仇猫狂欢节”建构了一个与理性时代共存的异质空间，这里并没有受到理性的规训，历史停滞在启蒙之前的巫术时代。“仇猫”的集体情感契机在人的潜意识层面里作祟，并以一种类直觉的仇恨投射到客体上。它遵循着《金枝》中提到的巫术作用之“触染律”和“相似律”——通过屠猫来灭巫乃可视为一种巫术仪式。“猫”只是巫术道具，一种带有魔力的语词“一个集体慑服于语词所具有的真正的魔力，这些语词能在集体的心理中引起极可怕的骚动，同样也能使这些骚动得到平息。理性和论证敌不过某些词语和公式。许多人将它们视为自然的威力或超自然的权能”。[11]
18世纪的印刷工的“虐猫狂欢”是“灭巫运动”的重演和轮回。在这里没有历史的线性进步，而是胶卷放映机一样以某一文化内涵为内核的投射与循环：英国历史学家Hugh Trevor-Roper指出了现代早期的巫术文化与理性文化之间的并置关系。他认为，历史并非线性的向前发展，每一个历史过渡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貌。“无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科学革命都绝非是——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向前发展，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其两面性（Janus-face，原意指古罗马的两面神），都是光明与蒙昧（黑暗）的合体。”他进而分析道，“文艺复兴不仅复兴了异教文化，也复兴了前基督教的神秘信仰。宗教改革不仅追溯到了 ‘十二门徒’那不朽的时代，也追溯到了古希伯来的不可界定的时代。科学革命贯穿着毕达哥拉斯式的神秘主义和宇宙论的神思（Pythagorean mysticism and cosmological fantasy）”[12]在猫的视角下，18世纪是异教文化（古希伯来传统、古希腊古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信仰、新兴的自然科学多元并置的时代。这些不可相互通约的异质文化似乎彻底挣脱了历史发展的线性链条而汇集、杂糅、拼贴于同一个历史横截面上，在历史的瞬间里充当着各个时代的“博物馆”，让各种时代，各种地域的文明在这一异质空间中同时陈列，杂糅于一。
福柯说现在人们发明一种新的“时间异托邦”，“时间的暂时性与永久性混杂在一起，过节一样的日子与日常生活混杂在一起，就像是把时间重叠起来，每一道褶皱都是重新发现一种时间。”[13]而仇猫异托邦大概是最早的“时间异托邦”雏形。在这里，巫术时代、中世纪与手工工场时代交叠在时间的“褶子”之中，这是时间的真空：“当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与传统的时间观念彻底决裂时，异托邦就开始发挥作用。”在巴赫金式的狂欢节里，社会政治空间中的猫（贵妇）、性话语空间中的猫（“发情的母猫”）、巫术文化空间中的猫（女巫、恶魔）厮咬结聚，堂·吉诃德、薄伽丘、孔塔、“杰尔姆”狂欢纵舞，萨满文化、中世纪民间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相互冲突、互渗、消解与重构。
3 异托邦与猫瞳中的人、历史
18世纪的猫应该是黑色（dark）的——它代表神秘、异端、也代表复义和福柯所说的“他者”。在童话故事中，乌鸦之所以是黑色，是因为它在自己身上粘上了所有鸟类的各种羽毛，将所有的颜色混溶于一就变成了黑色。18世纪的猫也是如此，它进退维谷，夹缝求生，跻身在劳工文化（贱民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原始异教信仰——基督教信仰，中世纪民间文化——科学理性文化，手工工场文化——机械工业文化多种文化的交叉，冲突，碰撞之处。18世纪印刷铺中的屠猫记，是一个由文学空间、社会政治空间、性话语空间、巫术文化空间多元并置的“仇猫异托邦”。
人因未知而恐惧和憎恨。在人的眼中，猫一直游走于已知与未知、光明（白昼）与黑暗（夜晚）的边界。它经历着女神、女巫、女人、贵妇这几重角色间的轮回转换，成为一种所指交叠的复义的能指符号。人只能生活在封闭的认知圈范围之内，而猫是认知圈的闯入者。人有限的视域不能洞穿猫的世界，猫永远把一半的时间、生命交付给了人那太受辖域的视野无法理解的黑暗大陆。大概正是因为人类注定不能完全征服猫，以至于要往往怀恨在心。米兰·昆德拉说过，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是看他与那些受其支配的东西如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人与猫的关系中，我们能窥探到理性时代无意识深处的蒙昧和憺妄。
福柯谈到他所说的当代人的空间概念是继续完成伽利略留下的在空间中“去神圣化”的任务。透过猫的瞳孔，我们看到启蒙和理性构建的历史空间的神话，“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破碎的神话外壳之下，人类自己构建起来的异托邦暴露出来。无论猫是巫师、贵妇还是裸女，仇猫者最终的指向都是人类自身——仇猫是基督教会对前基督教信仰的仇视、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仇视、贱民对权贵的仇视、人对其原始欲望的仇视。在这背后，是一种隐藏的话语权力和社会权利的运转。在猫看来，（正如我们分不清猫王国中的丑美、贵贱）这只是人对自己的一场恶作剧。而在远古就与人类并排行走，目睹了这一切的猫，伸了一个懒腰，“它溜下台阶，忽地纵身跳跃，看到这是一个温柔的十月的夜，于是便在房子附近蜷伏起来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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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穆莉（1989-），女，湖北武汉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