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特殊性研究

乡镇地域内有火车站，63个乡镇地域内有二级以上公路通过，148个乡镇已经完成农村电网改造，132个乡镇有邮电所，分别占全部乡镇的1.3%，9.2%，21.7%和19.3%。有3783个行政村通公路, 占全部行政村的64.5%；有10288个自然村通公路，占全部自然村的53.3%。有2344个行政村通电，2921个行政村通电话，分别占全部行政村的40.0%和49.8%。有5817个自然村通电，7433个自然村通电话，分别占全部自然村的30.2%和38.5%。西藏农牧区文化教育落后，全区671个乡镇有小学, 48个乡镇有中学, 62个乡镇有农技推广服务的机构，129个乡镇有图书馆（文化站），分别占全部乡镇的98.2%，7.0%，9.1%和18.9%；581个行政村有图书馆（文化站），247个行政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分别占全部行政村的9.9%和4.2%。在医疗卫生方面更是欠缺，605个乡镇有卫生院，87个乡镇有敬老院，11个镇有垃圾处理站，分别占全部乡镇的88.6%，12.7%和8.0%，如在阿里地区，有敬老院的乡镇只占到2.8%的比例[1]。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都有大量的财政补贴和直接投资，再加上其他省份对西藏各地又有对口援助，农牧民所享受的某些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很多内地农村难以比拟的，但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难以满足农牧民生活和生产的基本需要。如何构建合理的供给结构，提高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已经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其重要内涵就是农牧民消费这些产品得到满足的程度即效用，而这种效用程度又是受到西藏农村的特殊性影响的。

三、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特殊性：基于效用差异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将效用理解为“一个人从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曰有用性”[2]。也就是说，效用是消费者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公共产品作为一种资源扩散形式具有社会再分配的功能，这种再分配通过消费者的受益即效用得到了实现。从理论意义上看，公共产品的供给都能给消费者产生一定效用，但就不同区域而言，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经济能力、个体素质等不尽相同，不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类型和程度存在差别，而且效用程度也存在差异性。

图1中，横轴X假设在一定时间内，针对不同地区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纵轴Y表示消费一定的公共产品所产生的效用；图中有三条效用曲线U1，U2和U3，分别代表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用，国内其他一些省区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用，以及达到理论上的绝对平等后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用。很明显，在一定时间内，提供公共产品为P时，曲线U1的A点的效用值比在曲线U2的B点的效用值要高一些。

效用值不同是由于西藏自身很多因素，导致了消费者对一定的公共产品的需求比其他很多省区更加具有偏好性。以公共基础设施为例，其具有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与西藏之外的很多省区相比，西藏农牧民对于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更加强烈，“七通”是农牧区最基本、最直接的基础设施需求，即通水（自来水、清洁饮用水、必要的生活生产用水）、通电、通邮（政）、通路（乡村公路或简易公路）、通线（广播、电视）、通话、通网（因特网特别是县乡两级公用因特网）。西藏由于地域广阔、经济落后、灾害多发，因而相比其他很多省区，这些基础设施提供所产生的受益程度和受益广度要高出很多，能够产生更多的效用。

究其原因，我们用一个简单公式来表示。

U={X1，X2，X3，……Xn}

其中，U表示效用，X1，X2，X3，……Xn分别表示在一定时间，一定的公共产品提供下对效用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经济能力、个体素质等），下面对西藏农村公共产品效用的几个特殊影响因素加以说明。

自然环境特殊，西藏地区多灾易灾。由于喜马拉雅山的动态上升，形成西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因断裂带、地震带来的自然灾害频繁严重,滑坡、崩塌、泥石流、风灾、旱灾、冰雹、雪灾等灾害层出不穷[3]。原本脆弱的自然生态，再加上人为因素，西藏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森林资源减少、草原生态退化、土壤侵蚀加剧、沙漠化突出、野生动植物资源破坏等，都严重威胁着西藏的生态平衡，从而直接威胁着农牧区广大群众的基本生存条件。2008年，西藏自然灾害频发，损失严重。尤其是仲巴、当雄地震和隆子、错那等地雪灾，共造成62个县、384个乡、2391个村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36.38万人，因灾死亡31人，倒塌民房2.3万余间，农作物受灾面积22.3万亩，直接经济损失5.3亿元，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4]。在基础设施方面，西藏公路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一年冰灾、雪灾、洪水、泥石流、塌方不断，对于养护保通任务繁重；西藏通信设施经常被灾害毁坏，电缆、光缆被泥石流冲毁，倒杆、断杆现象不断。对于西藏广大农牧民而言，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自然灾害救助服务等的提供，是极其迫切的。

地理位置特殊，农牧民基本生活困难。西藏系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地势高峻。在西藏，海拔4500米被视为“生命线”，高于这一生命线则不利于生命的存在，自然也不利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目前，西藏仍有一定数量的农牧民生活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区[5]。同时，西藏地区各种地方病流行严重，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大骨节病、克山病以及布鲁氏菌病和鼠疫在西藏广泛存在，严重影响了病区群众的身体健康。如大骨节病病区涉及14个省中，通过大骨节病X线检出率高于20%控制标准的病区村，集中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190个村[6]。西藏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善，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等，对农牧区具有重大意义。

军事地位重要，边境建设极其必要。西藏是中国的西南门户，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西藏国境线有4000公里左右，南边和西部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接壤，其中中印边境接壤大部分在西藏地区。西藏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是我国西南边防的一道得天独厚的天然屏障。从目前西藏、新疆戍边的经验看,我国边境的安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边民，要做好保卫边疆的工作,就必须确保在边境沿线有足够的边民定居[7]。因此,西藏边境地区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对当地稳定具有特殊作用，对国家安全也是重要保障。

经济能力落后，农牧区发展动力不足。2008年西藏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为3175.82元，居全国各省区倒数第六；农村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数为1.66人，高于同期全国1.41人的平均水平，生产生活面临巨大压力。2008年全区耕地面积仅有225.9千公顷，人均只有0.08公顷。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88.5亿元，仅为全国总量58002.2亿元的0.15%。地广人稀是西藏的基本特征，人口密度只有2.33人/平方公里，农业人口占到82.7％[8]，人口居住十分分散。在一些牧业区，牧民仍过着靠天养畜、靠天吃饭的原始游牧生活，居无定所，不仅第一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也阻碍了农牧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

劳动力素质较差，技术应用水平低下。在西藏地区，收入贫困是明显的，但人力贫困与知识贫困更为突出，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收入的增加。西藏的基础教育在近几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2008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9.5%，小学升学率为99.7%，初中升学率为83.4%，而西藏分别98.5%，93.8%，48.8%[8]。可见，西藏在小学教育阶段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就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初中以上的差距就更加明显。这对于农牧民素质提高带来的制约，大大影响了农牧业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和科技水平的发挥，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上述特殊背景下，以及西藏农村自身特点，导致其对于一定公共产品的效用，比起同期国内其他很多省区的程度更高一些。某些产品在提供过程中因西藏特殊性影响，其属性随即发生了变化。一些在国内其他很多省区农村中原本由私人自己提供的产品，在西藏则成为了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的扶持才能得到完成。例如住房在中国大部分省区都是属于私人产品，理论上西藏农牧民住房改造或修建等本应由农牧民自己完成，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西藏广大农牧区生产力水平、农牧民生产生活质量仍比较低，仍需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投入。2006年西藏全面启动的安居工程建设标志着西藏农牧民住房改造或修建被纳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围之列[5]。一些在国内其他很多省区农村中的准公共产品，在西藏则完全转化为纯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完全提供，例如西藏的教育、基础设施等。

四、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策建议：特殊性下的思考

各地区天然的、历史的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将导致公共产品需求的差异性和多样化[9]。西藏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现较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因而必须在特殊性下进行认真思考。

第一，完善西藏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西藏农村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正如孙勇所说，西藏二十年内过多考虑所谓“甩掉输血经济帽子”是不切实际的[10]。温家宝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讲到：“加大中央投资力度，继续扩大专项投资规模，中央投资要向民生领域倾斜，向社会事业倾斜，向农牧业倾斜，向基础设施倾斜。”在继续坚持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完善“收入全留、补助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政策，财政投入应更多投向农村薄弱部门，解决农牧民需求最迫切，关注程度、期望值最高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第二，适应西藏农牧区特殊性情况，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最主要的供给主体，应根据西藏农村的特殊性，针对性改善农牧民生活和生产条件，解决饮水难、行路难、用电难、就业难、通信难等突出问题。提供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相关需要的“吃、穿、住、行”公共产品，尤其是安居工程的建设和自然灾害救助体系的构建；提供农牧区基本生产顺利进行需要的农业基础设施、交通、信息、草场生态保护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农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科学技术等基本公共产品；提供西藏宗教文化生活需要的寺院管理等基本服务职能。

第三，衔接农牧民实际需求，构建合理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作为衔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中介，其决策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高低。长期以来，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制度方式。这一制度在历史上曾发挥了较大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偏好，而非农牧民真实的需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使得公共产品的效用受到了限制。因而有效的西藏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便成为首要条件，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迫在眉睫。

第四，发挥非正式组织作用，实现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西藏地广人稀，仅靠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能在覆盖面上不如人意，西藏农村对于公共产品需求的动态不确定性使得非正式组织的供给成为必然性。借助于各类专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等非正式组织，发挥其在特殊领域的服务功能，如农业经济信息的提供、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和销售等服务。由于西藏农牧民绝大部分信仰藏传佛教,寺院和宗教组织在维护西藏社会稳定和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11]。因而，在发挥政府的主要供给功能的同时，要积极提高其他非正式组织的供给作用，形成有效的互补机制。

参考文献：

[1]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西藏自治区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

[2]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66.

[3] 冉光荣. 西部开发中西藏及其他藏区特殊性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

[4] 颜园园. 中央去年为西藏地震、雪灾灾情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9580万元[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1/23/content_10708211.htm,2009-01-23.

[5] Yang Minghong, An Qiyi, Zheng Zhou. The comfortable housing project in the TAR: Base on public goods perspectives[J]. China Tibetology, 2007，(2).

杨明洪，安七一，郑洲等. 西藏“安居工程”建设：基于公共产品视觉的分析[J]. 中国藏学，2007，(2).

[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关于《全国重点地方病防治规划（2004-2010年）》中期执行情况的通报[R].

[7] Financial science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Finance. Research on the fiscal policy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 undertakings in the TAR[J]. Economic research reference, 2007，(2).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西藏农牧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2007，(2).

[8] 中国统计出版社. 西藏统计年鉴2009[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9] GUO Xiaocong, Liu Shuliang. Institutional design on supply of public products for discrepancy and dissimilation of public interests[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8，(3).

郭小聪，刘述良. 面向公共利益差异性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设计[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0] 孙勇. 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6.

[11] An Qiyi, Yang Minghong. Providence of public goo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in rural Tibet[J]. Finance science, 2007，(4).

安七一，杨明洪. 公共产品供给与西藏农村和谐社会建设[J]. 财经科学，2007，(4).

收稿日期：2011-05-23责任编辑王珏

推荐访问:西藏 特殊性 农村 研究 产品